芙蓉姐姐的畸形作秀、有女孩減肥致死、個別女大學生“傍大款”“當三陪”、一些女性甘當“全職媽咪”……這些都是女性教育的缺失甚至是敗筆？28日，廣東省婦兒工委召開廣東省婦女兒童發展規劃（2011—2020年）編制網絡問策網友座談會。廣東省副省長、省婦兒工委主任雷于藍表示，廣東將進行試點，從中小學女生開始女性教育。（3月29日《廣州日報》）

時下，女大學生“傍大款”、“當三陪”、甘當“全職媽咪”，甚至不惜做“二奶”、當“小三”的現象的確存在，而且絕非個例。廣東擬從中小學女生開始強化女性教育，以喚起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意識覺醒。從教育的角度看，此舉對于遏制“傍大款”等不良習俗的滋生泛濫無疑會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值得肯定和支持。

然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盡管女大學生樂于“傍大款”、“當三陪”的現象發生在女性身上，但根子卻在社會，是當下社會價值觀、幸福觀扭曲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傍大款”不只是“婦女病”，而當屬反映現實生活的“社會病”。因此，女性教育是必需的，但僅有女性教育是不夠的；根除“傍大款”現象，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而不能僅僅讓女性“吃藥”。

首先，必須抑制急功近利的社會化傾向。應該說，女大學生“傍大款”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它與社會對物欲的推崇和“不勞而獲”、“一夜成名”的渲染不無關系，與商品交換法則的橫行和整個社會的物化觀念滋長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的社會里，“一切向錢看”成為人們的處事哲學。某些為官者為私利可以大搞權錢交易，經商者為追逐暴利不惜鋌而走險，暴富者處處顯示財大氣粗、一擲千金的豪氣，連6歲孩童都羨慕貪官“掙錢多”。結婚傍大款，理財傍巴菲特，辦事傍權勢，成為人們希望借助“捷徑”實現個人目標，達到事半功倍效果的普遍心態。

去年一些地方高調上演“炫富男”海選“拜金女”的鬧劇，更是把“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念演繹得淋漓盡致。對于剛剛走出校門的女大學生而言，他們無職無權，“傍大款”也許是她們快速致富、享受幸福的最佳捷徑。筆者以為，應對“傍大款”必須治理好大環境，要求女性在到處充滿物欲誘惑的染缸里獨善其身是不現實的，與外部世界脫節的學校女性教育的效果也是極其有限的；只有從抑制急功近利的社會傾向入手，才能為女性的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積極為女性的價值實現創造條件。按理說，選擇什么樣的婚姻，追求怎樣的人生幸福是每個公民的自由，無需別人說三道四。但“傍大款”之所以備受質疑，原因不僅在于這種行為折射出女性的投機心理和自我迷失，更在于女性把人生幸福押寶在“傍富”之上猶如攀援性植物一樣極易失落。缺乏自立支撐的“傍大款”潛伏著諸多危機和不確定因素；同時，女性在就業、晉升等環節受到諸多的不公平待遇和變相歧視，也是許多女大學生自認弱勢，甘愿“傍大款”的社會誘因。而這種用道德和容貌做籌碼換取優越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負面激勵效應，又讓更多的女大學生把“傍大款”當作成功典型而盲目效仿。

因此，應對“傍大款”不僅要通過教育喚醒女性的自立意識，更應當為女性實現社會價值創造條件。只有不斷擴大女性就業的渠道，積極為女性的潛能發揮搭建平臺，才是應對“傍大款”變堵為疏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