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層面，公務員工資調整和其他社會群體收入調整如何保持動態平衡。按照人社部的工作方案，將參照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的調查比較結果，確定公務員的工資標準和調整幅度（可供借鑒的是，在一些發達國家，政府機關處長的工資水平與中小企業部門經理大體相當）。所以，公務員工資改革不能是“單兵突進”，而應當納入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設計，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與有關方面正在組織制定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兩者之間的關系應當予以明確。

無論是從強化財政預算約束的角度，還是從推進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角度，都應當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要求，將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作為重大事項提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地方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應提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獲得通過之后，就成為剛性的法律，任何人不得違反。就此而言，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既是一個用財政預算手段對公務員薪酬進行規范和制約的過程，也是一個發展和擴大民主，廣泛激發公眾的參與和監督，用立法機關監督政府預算的權力制約政府的權力，用公眾分享社會進步成果的權益協調公務員的權益，大力改善社會結構和提高公平正義程度的過程。

從長遠計，應當以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為契機，將改革的定位提升到建立現代公共財政體系，協力推進包括財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人大制度、選舉制度等領域在內的“大改革”的戰略高度，才能使這場改革迸發出巨大的動力和活力，實現“以局部改革推動全局改革、以全局改革深化局部改革”的目標。

草重（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