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先生先后兩次撰文，對正在高調推進的高校自主招生提出批評。對于柯炳生先生旗幟鮮明的觀點，坊間出現各種不同的反應，均在意料之中。而無論對柯炳生先生觀點持何種態度的人都會承認，柯先生的文章確實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即已經全面推進的高校自主招生，仍然存在各種問題，且必然面臨來自各個方向的批評和質疑。

中國的高考、高招，已經成為世界上影響最大同時又最為糾結的難題之一。一方面出于維護公平的強烈訴求，公眾要求高考和錄取標準必須嚴格劃一、不容變通；另一方面，鑒于高考對整個教育體制的“指揮棒”作用，為了中國教育走出應試教育的死循環，又必須改變高考日益僵化的趨勢。在這針鋒相對的雙重目標擠壓之下，中國高考制度始終在改革與守成之間進退兩難、搖擺不定。

目前相對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高考制度必須改革，但任何改革都必須首先接受公眾和輿論對其公平性的檢驗和質疑，在此基礎上，才可以論證、檢驗其打破僵化局面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正是基于這一前提，諸如各種特長加分、三電三模、學校保送等已經被證明淪為特權工具的“改革”，才受到強烈質疑，并有逐步取消之勢。

接下來的問題是，已經實踐了8年的自主招生，是否能夠經得起公平性的檢驗，同時是否具有打破高考僵局的作用？

目前看來，各種自主招生的探索，都已經于方案設計之初，便充分考慮到了公眾對其公平性的質疑和檢驗。在筆試階段，各自主招生聯盟內的統一出題、統一閱卷，已經形同“小高考”，其公平性大致可以放心；而在面試階段，各高校也以設立專家庫、隨機抽取專家及公開面試過程等方法，力求在程序設計上取信于考生和公眾。但凡有人為因素介入的過程，必然存在一定的松動空間，任何制度設計都只能努力把這種空間被利用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卻很難做到絕對公平，這也是任何改革都難以避免的代價。

其實，現階段中國教育的最大不公平，是教育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衡。而再好的考試制度設計，都無法改變這種上游的不公平現狀，即使是最為剛性的統一高考，也無法保證一個貧困山區的孩子，能夠在與大城市學生付出同等努力的情況下考出同樣的高分、進入同樣優秀的大學。同樣，即使自主招生的程序設計足夠嚴謹，也可能有家庭困難的學生因經濟上不堪重復而放棄參加自主招生的機會，以致導致事實上的不公平。

因此，作為一項改革措施，無論是自主招生制度的設計者或是其監督者，都理當站在更高的層面，對自主招生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譬如，對于有經驗的教師而言，面對面的考察，是發現人才“苗子”的最有效的途徑。那些身處教育欠發達地區，在傳統高考中未必具備優勢，但確有潛力的學生，就可能在這樣的面試過程中被發現。對發現并且資助這樣的人才，比發現所謂“偏才怪才”，顯然有著更大的意義。

考試制度無法改變教育現實，但好的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糾偏的正向作用。反之，壞的制度則可能進一步強化基礎教育制度的不公平，比如自主招生考試的考題偏向考察學生的見多識廣，或面試過程中專以學生的聰明伶俐為上等，都可能導致再次把機會留給了那些本來就享有更多教育資源的學生。

由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標準，即在克服了基本的公平焦慮之后，究竟是為名高中的尖子生錦上添花，還是為那些確有潛力的窮孩子雪中送炭，是考察自主招生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標。而目前的制度設計，還是比較傾向于前者，這或許才是其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