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的另一難題在于，那些已被拐賣多年的兒童，因為與“養父母”共同生活日久，已有了感情依賴。若強行解救很可能造成對被害兒童的“二次傷害”。

“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引發持續熱議。與活動剛發起時網友一邊倒的支持不同，近日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在“解救”的成果上，除了多名兒童已證實確屬被拐賣的受害人之外，更多的乞童系由父母或其他親屬攜帶乞討。這種表面上看來并不涉及強制或脅迫的兒童乞討，網友乃至警方顯然都拿不出什么有效措施來。若單純遣返，也許前腳剛送回去他后腳又走上乞討之路了。若強制監護，則涉及更多問題，如誰來監護？怎么監護？隔離乞童與其貧困的父母又是否人道？

這些討論顯然脫離了“隨手拍”的行動目標，以乞討兒童未受強制或脅迫居多就來否認“隨手拍”的社會價值，這中間的邏輯推演無疑是斷裂的。但是否應絕對禁止兒童乞討卻可以成為一個基礎議題。如北師大學王志祥教授就認為，有的時候，對于那些生活沒有著落又缺乏謀生手段的殘疾人和兒童來講，組織他們進行乞討可能還是幫助他們的手段，因此不應禁止，更談不上入罪。

我同意兒童乞討不是罪，但更應看到，乞討并非兒童之權。一是憲法和義務教育法已將適齡兒童接受教育規定為基本義務，應當履行。二是婚姻法規定了父母對其子女的撫養義務，而依未成年人保護法，“……生活無著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門設立的兒童福利機構收留撫養”。對于未成年人而言，受父母照料權是最基本的人權，若父母無法照料，政府就應接替家庭擔負起撫養之責。當下對流浪乞討兒童的政府撫助并不盡如人意，專業的行政監護機構和社會監護機構更是付之闕如。“隨手拍”恰恰將行政保障和社會保障缺失袒露在大眾面前，這就是“隨手拍”的使命——不能期望隨手拍照就能最終“解救”乞討兒童，能夠促進各界的關注并推動制度的點滴進步，已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