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我認為，隨意發布兒童照片涉嫌侵犯乞討兒童的隱私權，需要引起注意。對此，一些網友認為我在說“風涼話”，“公民行動”要重在行動。甚至說，在解救乞討兒童時談隱私權、人格，是不是太奢侈？

這種質疑本身也是“公民行動”。我們不妨分析“公民行動”應有怎樣的責任。在筆者看來，至少有三方面。

其一，推動政府工作的責任。不少分析指出，要民間和政府結合。不得不說，這可能會使一些人產生錯覺，認為政府部門對此毫無作為。

實際早在1986年，《關于堅決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活動的通知》中就對各有關部門的打拐職責進行了部署。對解救乞討兒童，《未成年人保護法》中也明確規定了各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的責任。如果責任到位，應該沒有乞討兒童——任何未成年人乞討，都該依法得到救助。可見，解救被拐兒童的主體責任應在政府。民間社會機構應配合政府部門、司法部門。這次行動已解救了6名乞討兒童，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可相對政府部門的解救，這無論如何只是補充。

其二，公民教育的責任。于建嶸教授說，“現在為止，一個很大的成果是全社會都樹立起一個基本觀念：看到14歲以下的乞討兒童都可以報警。”然而，加強法制教育是長期過程，無法靠微博十天半月的努力，就讓全社會都形成法制理念。更重要的是，這次行動的一些做法本身不妥，這是“公民行動”的大忌。筆者痛心地看到，很多參與者將《未成年人保護法》棄之不顧，以為自己是在做正義的事，就可以不考慮乞討兒童應擁有的權益。這樣的行動推行范圍越廣，可能反會加劇公眾對未成年人隱私權的漠視。

其三，完善制度建設的責任。從目前的情形分析，我國對解救乞討兒童已有明確的法律與制度安排。問題是法律和制度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不作為。因此，公民行動的責任之一，應是推動、監督法律、制度落實，完善問責機制。

明確了公民責任再來推進“公民行動”，才能使其更具意義。以此觀察目前的“公民行動”，不能不說，其中存在某些責任不清的越權、侵權的行為。面對質疑，行動者應冷靜反思并加以調整。這也是公民行動持續進步的過程。可喜的是，于建嶸表示，“我們將改變相關工作，建立新數據庫，做好保密工作。網友可以上傳照片，我們進行數據庫管理，與家長發來的照片進行對接，身份確認后允許他來看，然后與警方合作。免得像現在這樣在網上公開，有利于安全，也有助于解救工作的有效進行。”這是十分積極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