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的高潮一波接著一波，而“春運難”的問題也再次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有關部門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春運難”的局面仍無法破解。

從春運的規模上看，中國的春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據鐵道部的統計，在今年為期40天的春運期間，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2.3億人次，同比增加2554萬人次，增長12.5%，日均達到575萬人次。

中國的“春運難”，始于改革開放之初的人口大流動。有趣的是，今年2.3億人次的運輸量，與目前我國外出農民工的數量正好一樣多。事實上，每年的春運除了民工流、學生流、軍人流之外，還包括眾多外地戶口的企業白領。

春節回家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一家團聚。于是問題就出現了：是什么讓我們不遠千里外出打工？又是什么使我們外出打工時不得不與家庭分離？

很顯然，第一個問題與收入分配體制有關。按照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人口遷移的主要動因是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過大所致。在我國，收入分配無論是在城鄉差距還是在地區差距上，都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如城鄉差距，2009年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3.33比1，考慮到各種福利差距，這個差距可以達到6比1或更多。地區差距同樣不可小覷，有研究表明，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1992年的0.15已經擴大到2007年的0.21。

于是，在發達地區強大的“拉力”下，大批的流動人口奔向這些地區。在一些發達的中心城市，流動人口十分龐大，比如深圳的總人口才1400萬左右，而流動人口就有1200萬人之多。在近2000萬人口的北京，流動人口也高達700多萬。

第二個問題則與現行的戶籍制度有關。而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社會保障歧視，使得流動人口對所在城市嚴重缺乏歸屬感。從流動人口的角度看，鑒于在城市存在著教育、醫療、養老等諸多的難題，愿意而且能夠舉家遷移的為數不多，他們大多都是拋妻離子，孤身到外地闖蕩。

由此可見，要真正解決“春運難”這個問題，不從根本上著手是行不通的。在大力發展交通運輸事業的同時，要更加重視體制上的改革。只有努力改革當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體制和分割的戶籍制度，才能減少流動人口的規模，進而減輕對春運交通的巨大需求。這樣，“春運難”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