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意味著,“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為民間力量與公共部門之間的良性合作提供了一個重要標本。這就要求,民間力量必須得到充分的呵護,只有民間力量不斷壯大,社會才會呈現出更大活力。也就是說,讓民間力量在法治軌道上自由運轉,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責任。現代社會最不應該輕視的,恰恰也就是由公共文化支撐的民間力量。

一個講求人文關懷的政府,一個注重現代文明的國度,應該有一種篤定的責任與使命,來對那些散落異鄉的孩子發出莊嚴承諾,“無論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現在,面對“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面對彌足珍貴的民間力量,面對打拐需要面臨種種利益博弈,我們自然期待相關部門能在更多制度與體系層面,給予最大支持。

比如,此前有關刑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犯罪行為的處罰力度較弱,就曾遭受過諸多質疑。打拐如果不能從法治層面來對買方市場產生足夠的威懾,利益驅動之下的罪惡制造自然就很難絕跡。此外,在尋找失蹤人口方面,建立相關的信息資料平臺,建設失蹤人員DNA信息庫,進一步提升跨部門協調能力,提高執法部門的異地協作能力等等,政府部門都可以有更大作為。政府部門越多的細節完善,就會讓民間力量運轉得更加從容自如。

畢竟,那些流落他鄉的孩子,牽動太多的世道人心、人情冷暖、社會制度、權力品質。也只有靠情感、文化、制度、執行來擰成強韌的絲線,在民間與政府的合力之下,才能織起一張讓孩子回家的更大更密實的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