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這個標準，近年來一些地方發生的多起“詩案”、“書案”、“進京抓記者案”、“跨省追捕案”，無疑都是打壓公民知情權、批評權、監督權的錯誤做法，為引導和保障公民參與預防腐敗設置了嚴重的障礙。有鑒于此，亟須大力強化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強化司法機關獨立審判、公正司法的權威，激活人大機關、司法機關與其他公權機關之間的監督制約，才能有效清除上述障礙，為公民參與預防腐敗提供制度保障。

其次，引導社會力量有序參與預防腐敗，還需要不斷拓寬公民行使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的渠道，為公民行使這些權利提供更多便利，創造更充分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國家預防腐敗局的《要點》提出，今年要重點加強社會現金流通和商業預付卡管理，推進公共資源交易統一規范管理，推動建立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社會信用信息共享機制。如專家所言，“這一要求旨在為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出臺做先期準備，即建立配套措施”。當這類“配套措施”越來越多并逐步完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官員個人有關事項公開制度等基本制度，在現實中就有了穩步推進的依托和通道，公民對官員財產及有關事項的知情和監督，在政策和法律上也具有了明確的依據與支撐。

又比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后，各地出現了大量公民依據《條例》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的案例，涉及政府預算、公務開支、官員工資、公共建設項目招投標結果等“敏感”內容。這些案例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諸多領域的政府信息公開，壓縮了有關部門和人員進行暗箱操作和腐敗交易的空間，顯示了公民有序參與預防腐敗的強大力量。

在保障公民權利、創造條件讓公民參與防腐的過程中，公民不能是消極被動地“被保障權利”、“被創造條件”的客體，而更應當成為積極主動地主張權利、創造條件的主體的一部分。不是說等到所有的權利都得到了保障、所有的條件都創造出來之后，公民才能有序參與防腐，正確的邏輯是，公民有序參與防腐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努力維護自身權利、積極創造條件行使各項權利的過程。公民維護自身權利的動力越充足，行使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等各項權利越充分，批評、監督公權機關和公務人員，有序參與預防腐敗的條件就越完備。形成了這樣的良性循環，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防腐之路將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