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寺院生存的現實選擇，拋開政府、地方與僧團的種種利益博弈，我們對佛寺、佛教的認同，難道不也需要與時俱進的更新嗎？而小到一個寺院、大到整個教界，難道不也需要獲取更為積極的公眾形象和社會認同嗎？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少林寺的選擇，未嘗不是新的時代條件下佛寺、佛教生存發展的一種“策略”。

經過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某種程度上的斷裂，經過上百年來各種信仰、思潮的激蕩和變遷，經過近30多年來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深度沖擊，作為一種古老的、中國化的宗教信仰，佛教的發展、佛法的弘揚，確實需要探索一條適應時代變遷的進路。進行這樣探索的，不僅有少林寺。比如，臺灣圣嚴法師創建的農禪寺，有禪訓班、禪坐會等面向大眾的弘法活動；遼寧海城大悲寺，僧人每年農歷八月十五開始行腳，行腳途中托缽乞食，沒有功德箱，每月兩場佛事，不收取任何費用。這些，都應該說是當世佛教的多元化探索。

而少林寺，也不過是其中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少林寺也是在社會中、大眾中，構建著一種新型的認同方式。讓宗教超越神秘主義的層面，讓信仰得到超越個體的認同，使信仰得以在現代社會行為方式之中被表達，這或許也給佛教的信仰方式，帶來了某種“現代性”與“公共性”。

這并非為少林寺辯護，少林寺的做法，仍有其值得商榷之處。社會學家杜爾凱姆認為，宗教現象是把事物劃為“世俗的”和“神圣的”兩類，而寺院必然屬于后者，只有超越于世俗之上，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如何處理好這種“世俗性”和“神圣性”之間的關系，或許是少林寺在探索之路上繼續前行的關鍵所在。這表面上是寺院經營方式的問題，本質上則是寺院存在的基本“合法性”問題：是以贏利為目的還是以弘揚佛法為目的，是以提供服務為目的還是以修煉信仰為目的。這樣的回答，雖然不一定會影響到一種宗教的興衰，但與一個寺院的命運，卻可謂息息相關。

或許，不僅僅是少林寺，整個中國的傳統文化，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如儒家學說，如中醫理論，如天人思想。正因為這是一個傳統如何在現代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少林寺現象”才有更大的思想開度和討論空間，也才應該成為一個不斷持續、不斷澄清、不斷在辯論中求得共識的大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