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流浪在異鄉，他們身份不明，他們是“無名氏”。沒有人認識他們，如果他們遇害死亡，這些“無名氏”死者的權利該由誰來主張（見1月26日《海峽導報》）？

這個貌似在替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的“無名氏”維權的討論，大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味道。記得前幾年看過一個報道，某地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因為死者為“無名氏”，所以只能由當地的民政部門代理訴訟。從這個案件被法院受理，并且被媒體關注報道的現象來看，民政部門代理“無名氏”訴訟，應該沒太大的法律上的障礙。

然而在這次同安區法院召開的“侵權責任法框架下的交通事故賠償問題”研討會上，某些執法部門關注的并不是為“無名氏”維權的問題，而更關心“無名氏”死亡賠償金的使用問題。從與會者直白的表態我們可以看出端藐，“將交通事故中無名氏死亡賠償金設立為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救助交通事故中的貧困受害人。”

從法律上說，民政部門替“無名氏”維權無障礙，這也是應盡之職。可是民政部門卻從維權偏向了維“利”，并不關心“將交通事故中無名氏死亡賠償金設立為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這種行為是否損害了的“無名氏”的個人利益。從另一個角度說，民政部門是否有權做出這種有違被代理人切身利益的決定？民政部門的這種選擇，是在代表“無名氏”的個人利益，還是在代表某些職能部門的利益？

至于因為一些肇事車輛逃逸尚未破案等等原因，造成部分交通事故受害人及其家庭生活因此陷入困境，這些都是政府職能部門應負的管理責任。現在看來，相關部門不僅在尋找“無名氏”的家屬上消極懶惰，在解決困難家庭的問題上也缺乏責任感，但卻積極的想著用權力去打“無名氏”死亡賠償金的主意，卻不知此舉無異于在拆東墻補西墻。

不管是“無名氏”也好，還是“有名氏”也罷，他們都具有同等的法律上的權利。“有名氏”的死亡賠償金別人沒有權力動，“無名氏”的死亡賠償金別人也沒有權力動。一向被人忽略的“無名氏”，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職能部門的嚴重關注，不是因為有哪個部門要認真維護他們的權益了，不是因為有哪個部門要積極采取措施讓他們變成“有名氏”了，而是有一批暫時閑置的死亡賠償金。

一個弱勢群體被某些職能部門突然過度關注起來，不是某些職能部門出于政績的需要，就是那些弱勢群體被某些職能部門認為還有可觀的利用價值。一個有關“無名氏”死者的權利該由誰來主張的討論，竟然離題萬里之遠。可見在某些職能部門的眼里，“無名氏”死亡賠償金的價值，要遠遠高于“無名氏”的價值。可見某些職能部門在“主張”“無名氏”死者的權利的同時，更希望在“主張”的過程中達到權利轉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