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但由于七十年代的計劃生育主要是“二胎化”，并且由于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較低，因此整個七十年代的超生罰款金額相對來說并不大。中國從1980年起全面推行“一胎化”之后，超生罰款的金額就越來越大了。超生罰款也叫“計劃外生育費”。2000年3月，中央8號文件明確規定實行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同年，財政部、國家計生委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將“計劃外生育費”改為“社會撫養費”。對于超生家庭來說，“社會撫養費”的實質就是“超生罰款”，因此本文把“計劃外生育費”和“社會撫養費”統稱為“超生罰款”。

人口學家進行過計算，如果從1980年起，全國所有夫婦都按政策生育，沒有人超生，那么到2000年我國總人口為11億左右。然而，按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報我國人口達到了12.6億，也就是說，有1.6億是超生人口。再加上2000年以后的超生人口，就不止1.6億了。由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可能存在“水分”，因此我們可以粗略估計：從1980年到現在，中國總共有1.5億至2億超生人口。那么，這些超生人口總共被征收了多少超生罰款？由于至今為止我還沒找到這方面的官方數據，所以只好作一個大致的估計。

一般來說，越是后來的超生罰款標準越高。例如，在八十年代初，超生一個的罰款少則幾百元，多則幾千元，很少有超過一萬元的。現在超生一個罰款幾萬元、十幾萬元并不鮮見，甚至罰款幾十萬元、上百萬元都有。另外，經濟越落后的地區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越低，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越高。下面是有關社會撫養費的幾篇報道：

其一，2010年6月19日《廈門晚報》刊登了一篇《關于送達征收社會撫養費決定書的公告》（征收單位：海滄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列出了9位被征收人的姓名和金額，其中有三位婦女“提前生育一個子女”，分別被征收2萬多元至4萬多元的社會撫養費；其余幾對夫婦“多生育一個子女”，分別被征收7萬多元至14萬多元的社會撫養費。

其二，2010年12月15日《安徽商報》報道：以去年為例(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4504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4086元)，對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按現行《條例》規定計算：農村和城鎮征收社會撫養費最低額分別為4504×4 (此為家庭人口數)×3=5.4萬元、14086×4×3=16.9萬元。

其三，2011年1月21日大足新聞網報道：據統計，截至去年12月31日，我縣共收到社會撫養費7500萬元。目前，我縣元月份有113戶違法生育對象經調查核實，確定為強制執行對象，現已移送法院立案87戶，經審核后，行政庭裁定準予執行31戶，已執行7戶。

考慮到以前的超生罰款標準比現在低，并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沒有能力繳納罰款，還有一些超生家庭沒有足額繳納罰款，因此我作一個比較保守的粗略估計：從1980年到現在，平均每個超生人口實際被征收的超生罰款為一萬元。由此可以計算得出：1.5億至2億超生人口的超生罰款總額是1.5萬億至2萬億元。

那么，這筆天文數字的超生罰款究竟花到哪里去了？2009年第8期《半月談》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一名鄉干部自曝地方計生“吃人怪圈”》的文章說：我是一名長期在基層工作的鄉干部。在我們當地，一些計生部門和基層政府沒有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對意圖超生者睜只眼閉只眼，一旦超生成為事實后“繳錢了事”。違法生育越多，他們的“罰款”（社會撫養費）收入越多；征收越多，他們可支配資金也就越多，于是形成了一個“吃人怪圈”：哪里違法生育的人口越多，哪里計生部門的獎金福利就越高，他們吃飯、用車就越瀟灑。如果沒有人違法生育，不但鄉鎮計生辦和鄉鎮財政減少了收入，一些吃慣了小惠的干部也就吃不到好處了。有群眾說，你只要看鄉鎮干部中打牌最大的，請客最大方的，用錢最瀟灑的，那就是計生干部。可見，社會撫養費，其實是撫養了計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