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和權力的直接轉移除了對個別私人有好處，對整個社會的公共福祉毫無益處。這種“隱性世襲”與大學擴招和學歷貶值等同時出現，讓群眾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權力轉移

近來，福建屏南、江蘇句容、浙江上虞、安徽黃山和湖南懷化等地先后出現為領導干部子女“因人設崗”“定制招聘”的事件，引起媒體關注和網絡熱議。

官職世襲制在歐洲一直持續到近代。在西歐封建體制下，只有貴族才能從政，爵祿世襲與官職世襲相輔相成。在中國，官職世襲弊端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得到充分重視，教育被認為是矯正這種弊端的重要手段。清代俞正燮在《癸巳類稿》中說：“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

據《王制》，鄉人與貴胄子弟均得以入學，所不同者，鄉人在學成后須一步一步往上爬，而王子與公卿之子因其“本位既尊”，不需要從基層干起。當時的制度設計者所擔心的主要問題是：世祿之家，習慣于驕奢淫逸，以致“不能任事”。至孔子譏諷世卿，墨子主張“尚賢”，均是時勢使然。

到漢代，只有爵祿可以世襲、官職不能世襲的制度安排已基本成型。其道理很簡單：皇帝寧可花錢養著那些公卿貴胄，也不忍讓他們出來遺禍百姓或危及宗廟社稷。治理國家是一件需要腦力體力和品德才干的事情，當時的人們對此已經了然于心。

正如《白虎通義》所言：“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這部書是東漢章帝建初四年經學辯論的成果，可以說是體現了統治階層的共識。此后，“血”而優則仕的世襲制逐漸淡出中國歷史，為各種甄選賢才的制度所取代。科舉制便是這一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結果和集大成者。誕生于19世紀的英國文官（civil servants，可直譯為“公仆”）甄選制度，據說便是受了中國科舉制的啟發。

在當代西方各國，行政部門大抵都是由民主選舉機制產生的政務官和考試招聘錄用的公務員組成。政務官受選舉周期影響，任期有其限度；公務員則享有終身任職保障，不能被輕易辭退。公務員被視為政策和法律的執行者，其自由裁量權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自韋伯以來，許多社會科學家都對以公務員為主體的西方官僚體制做過研究，專業分工、權威等級、規則體系和非人格化等要素被歸納出來，成為我們理解“法治國”中的行政部門的主要概念框架。

“法治國”的理想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在社會上獲得成功。當然，能否利用這種機會獲得成功的結果，則取決于個人的稟賦、才能以及努力程度等。教育為人們從社會底層上升到精英階層提供了最主要的階梯。由于許多人相信美國的制度為這種理想的實現提供了最好的保障，所以，“人人都有機會成為總統”之類的夢想又被稱為“美國夢”。但是，正如喬治·卡林所言，“人們把它叫做美國夢，是因為您得睡著了才能相信它。”即使是在美國，每個人的成功機會也并不是均等的。有錢或者有權的父母想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傳給自己的子女，可以說是人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