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住建部部長姜偉新在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上表示，2011年住建部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并適時會同監察部對省、市人民政府穩定房價工作進行考核，對政策落實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將進行約談直至追究責任。(《京華時報》12月30日)

實際上，早在2007年的全國住房工作會議上，就把“房價穩定”和住房供應及住房保障捆綁在一起，作為對“責任主體”的地方政府進行住房行政考核的重要內容，并明確執行不力的，要啟動問責程序。

三年多過去了，房價在調控中繼續瘋癲上漲，畸形的房市已從一線城市急速向二三線城市蔓延，可是，至今未見一個地方官員被問責。在房地產領域內，徒有虛名的不止是房價問責，土地問責也是幾近失效。多年來，土地問責也總是“高聲喊，低聲問”，根本沒有實質性動作跟進。記得全國政協常委李雅芳在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指出：2001年至2007年間，土地違法只有1%的黨政紀查處風險，0.1%的刑事責任追究風險；國土資源部的一位高官也曾透露，1998年至今，縣級以上的干部是因為違規違法出讓土地而被處理的可謂鳳毛麟角。

現在的問題是，盡管在今年10月份，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土資源部和監察部鄭重強調，對全國省級人民政府穩定房價，凡政策落實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要進行約談，直至追究責任。但由于問責機制，只是個空架子，沒有實質性操作辦法。尤其是，缺少制度文本的精心打磨，譬如，沒有房價過高和上漲過快的參考標準，缺少問責主體，懲罰尺度等，難免導致“你調你的控，我漲我的價”。

筆者覺得，要想讓房價問責這把利劍，發揮應有的作用，首先，要打造房價過高系數文本。相比而言，國家對保障性住房政策，既容易考核，也容易啟動問責機制。而房價穩定這個問題，單從字面理解起來，就比較虛幻和飄渺，操作起來也不是那么簡單。顯然，如果要對房價上漲過快，房價過高的地區的主要領導問責，就必須有個可供參考和操作的制度文本，這個標準起碼要包括，其一，要跟當地居民收入聯系起來；其二，要跟租售比聯系起來；其三，國家統計局要對全國各個城市的房價上漲幅度，進行公正公平的排名。惟有多個指標的綜合，才能架構好何謂房價過高和上漲過快的參數標準，從而才能對各地的房價進行準確定性。

與此同時，要拓展問責級別文本。從現行制度安排來看，只對省一級人民政府穩定房價和住房保障工作進行考核與問責，我覺得，這項公共政策，不僅要進一步明確房價穩定行政首長責任制，而且也應把問責范圍，由省長進一步擴充到市長、縣長，架構起三級問責機制，這樣的問責，既明確了主體，也能保障問責順利進行。

更為重要的是，還應制定好處罰尺度文本。在現實實踐中，問責不僅處罰較輕，而且很多官員被問責后，迅速復出。這樣的問責，形式大于意義。因此，國家層面，應制定出詳盡的處罰措施，惟有明確處罰尺度，才能使問責避免流于形式，并且也能保障房價回歸到合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