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句“我爸是李剛”，河北大學飆車案轟動全國。而比這更惡劣的是，激起如此民憤的事件，結局卻是——受害方被迫和解、援助律師遭不明身份者襲擊。（重慶晚報12月19日）

逝者雖未安息，但生者還得繼續生活。面對肇事者家庭開出的巨額賠償、安排工作的誘惑，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和解，畢竟這是受害方能爭取到的最大實際利益。

作為個人來說，受害方當然可以跟肇事者和解，并獲取利益補償的最大化，但就河北大學飆車案來說，事情并不應該就此結束。因為這事已不僅僅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通肇事糾紛，“官二代”囂張地企圖用權力來平息事端，使得它已上升為社會公共事件。公眾有權利知道，權力到底有沒有或者曾經有沒有被濫用。李剛的兒子李一帆，還得接受公眾對他的公訴，并在程序和結果上還社會法制一個正義。

跟以往由有錢有權者制造的社會慘劇一樣，河北大學飆車案也是經媒體曝光后，引起全社會關注，進而推動事件的發展。但在看似輿論和民意獲勝時，卻峰回路轉：受害方私底下接受和解，而這和解為法律輕判打下了伏筆。譬如杭州“70碼”案，被告人胡斌一審被判有期徒刑3年，法院判決依據有一條，“鑒于被告人認罪態度較好，并且向死者家屬進行了賠償”。而雇兇殺害“釘子戶”的獨子，重慶黑龍集團原董事長向世全一審被判死刑，二審卻因“積極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改判死緩。

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導下，這種刑事和解成了當前法院運用的常規手段。但這些人性化措施，實施的對象應該僅是沒有主觀故意、造成的社會危害不大且認罪態度較好的初犯者。而且，“寬嚴相濟”應該是與“輕輕重重”并存，并不是只求“寬”，而是在以往過寬的地方進一步嚴。而如今，一系列社會影響惡劣的案件，都是事發時囂張，在媒體曝光引起社會公憤后才顯出悔意，明顯不符合從“寬”的條件，卻因花了大筆錢求得受害方諒解，而獲得較輕的處罰。這樣的“寬嚴相濟”，只能是成為權勢者逃避應得刑罰的捷徑，而僅讓弱勢群體成為刑罰威懾力的樣板。

和解，是需要一個對等平等的身份進行的。現在的問題是，各種激起民憤事件的和解，都是原被告雙方實力懸殊，和解都是被動妥協。它看上去構成了雙贏局面，其實是動搖法律權威，損及社會和諧。而在這些和解中，主要關注的是肇事者給受害人經濟賠償，這就客觀上強調了“有錢就可以免刑”的結果。這無異于是在認可，不同的人出同樣的事后，比的就是錢和權，有錢有權者可以輕判，而無錢無權者就用重典。

我并不是否認經濟賠償的價值，這樣的賠償當然很好，也是對被害人最好的補償方式的一種。但賠償與否跟和解、輕判是兩碼事。這一賠償是肇事者給受害者的一種經濟補償，以支付受害人身體殘缺或受害人家屬喪失親人的代價，而這并不影響法院對于肇事者行為過錯的判決，更不影響公眾對于此事給公共安全造成的威脅而進行的公訴。就如同河南洛寧郵政局長谷青陽酒駕事件一樣，當他造成5人死亡的慘劇后，5位死者家屬各領到了23萬元的政府賠償。但這政府的賠償并不影響谷青陽個人的賠償，死者家屬可以訴求法律進行司法追究的同時，可要求谷青陽索賠，這賠償金額不夠的話，房產等不動產都可以進行拍賣。但所有這一切，都不影響法律對谷青陽刑事責任的追究。簡而言之，刑事的歸刑事，民事的歸民事。

現在，這類事件的被害人之所以多選擇被迫接受和解，一方面是國家賠償或補償制度不完善，一旦出事，要是肇事方不賠，在國家層面就得不到有力的救濟，不得不過既傷又窮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權和錢在明和潛規則之下，運行得如此猖狂，更沒有有力的監督和制約，以致如此惡性事件總以偽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