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舊房”的改造是否作為公共利益，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新拆遷條例”第二次征求意見稿刪除了危舊房改造需90%被征收人同意的條款。意見稿提出，舊城區改造項目將經人大審議通過。由政府依照城鄉規劃法有關規定組織實施的對危房集中、基礎設施落后等地段進行舊城區改建的，應當納入市、縣級人民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年度計劃。行政強制拆遷將取消，須由政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12月16日《新京報》）

拆遷矛盾日益突出，暴力拆遷事件不斷上演。制定新拆遷條例，規范拆遷行為，勢在必行。國務院法制辦就條例草案兩次征求意見，在中國立法史上十分罕見。這既說明新拆遷條例在制定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復雜、牽涉面廣，也體現出政府尊重民意，慎重立法的姿態。特別是二次征求意見稿提出，行政強制拆遷將取消，由政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舊城區改造項目經人大審議通過。這是新規的亮點。事實上，暴力拆遷不僅是開發商的慣用伎倆，地方政府主導拆遷也值得商榷。唐福珍事件、宜黃事件就是政府主導拆遷引發的典型案例。黑龍江東寧縣長要“釘子戶”不要以卵擊石更像是暴力拆遷的宣言。新規定改行政強拆為法院強制執行，有利于規范政府拆遷行為，與憲法與物權法精神一致，值得肯定。

二次征求意見稿提出，危舊房改造納入市、縣級人民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年度計劃。這實際上賦予了政府對危舊房改造的主導權、決定權。但是，危舊房改造如何進行，是一個頗有技術含量的話題。如果把改造民眾不能居住的危房算作公共利益，沒有多少人去質疑，但是把“舊房”改造納入公共利益的范疇難以服眾。如果地方政府以改造“舊房”的名義打造形象工程，侵害普通民眾的利益，顯然難與公共利益劃等號。比如，東寧縣以三年內消滅縣城平房為借口，強拆公民房屋，威脅“釘子戶”不要以卵擊石就是政府“假公濟私”的典型。如果說新條例出臺之前，縣長叫囂“釘子戶”不要以卵擊石是權力最后的瘋狂的話，新條例擬規定政府為“危舊房改造”的主體，刪除危舊房改造需90%被征收人同意的條款，實際上剝奪了被拆遷人對危舊房認定的申辯權與不拆遷的權利。如果政府以“危舊房改造”為名，大拆大建，行商業開發之實，“合法”暴力拆遷，怎么辦？新條例顯然不能忽視這種情況。

眾所周知，司法是“終極救濟”，是公民維權的最后防線。同樣，政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拆遷須謹慎行事，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把法院當成政府部門，把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變相替換成“暴力拆遷”。因此，法院強拆代替政府強拆是一種進步。但是，從物權的角度講，公民取得住房產權不僅包括住房實物，也包括70年土地使用權，公民物權具有排他性，并不具有公共性。討價還價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法院應該愛護司法羽毛，應政府申請執行強制拆遷不能草率行事。

換個角度講，法院雖然具有獨立審判權，但在現實體制語境下，法院的人財物配備有求于地方政府。對于不利于政府的判決，法院強制執行政府未必給力。但是法院應政府申請執行強制拆遷，根本不在話下。讓法院人財物獨立，預算單列，擺脫政府的束縛，應該是治本之策。而且，我認為，政府要學會權力自律、敬畏法律，尊重公民物權，不要把危舊房改造當成“強拆”遮羞布。另一方面，法院要明確角色定位，秉持公正立場，監督政府依法行政，對政府提出的強拆申請，要仔細甄別，謹慎論證，充分尊重被拆遷人訴求。不能對政府有求必應，對強拆一路綠燈。

因此，新拆遷條例二次征求民意，體現了進步性，但是對公民物權的保護仍顯不足。剝奪民眾對危舊房改造的話語權，更像是對強拆的妥協與退步。“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新拆遷條例整個立法過程透明公開，充分吸納民意很重要。同時，中央要凍結地方政府強拆行為，避免某些地方瞅著新條例未出臺的空當，導演最后的暴力拆遷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