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土地問責風暴仍在繼續。昨日，國土部、監察部、人保部等三部委聯合啟動約談問責行動，此次共約談了12家土地違法縣市的“一把手”，據說被約談滋味很不好受。

滋味到底有多不好受，恐怕外人難以感同身受。但被畸高房價挫傷的民眾，遍嘗蝸居之苦。想來約談的片刻局促，和高房價下民生之痛相比，算不了什么吧？

再者，被約談者要能早點感念民生疾苦，痛下決心早出重拳，徹底從土地財政的病態快感中抽身，果斷遏制虛高房價，也就不用嘗被約談的惶恐了。且在普遍高房價的語境下，矮子堆里拔高個，能稍見真章者就會被樹為標桿，成為他人學習效仿的榜樣。

可惜，這種風光暫時只能存于想象，還是先看看這些一把手為何被約談。其實，這次約談對象都是違法占地比例超15%警戒線，在全國范圍內“嚴重超標排行榜”上都排名靠前的城市。也即，這只算抓典型，若稍有違法者全部約談，恐怕會場圓桌都坐不下。

這不是玩笑，而是個很嚴肅沉重的命題。約談并非始于此，這只是按著“7月督察、8月約談、9月問責”問責時間表啟動的。其實幾個月前，就針對地方閑置土地，約談過幾個市長。可高調約談后卻是三緘其口的尷尬。“囤地清查”支票能否兌現，成了一個拉不直的問號。

企業易責，官員難問，一到實質性問責就卡殼。據說是因各方利益鏈條盤根錯節，且阻力往往不在企業方面：由于政府原因造成閑置的比例大、協商查處難度大，結案率低。清查起來，牽一發動全身，“不是一個部委就可以完成的重任。”

雖然這次也宣稱只要違法占地超15%紅線，哪怕已調離的官員也要被問責，表態確實大快人心，可執行力如何，還需要檢驗。會不會碰到上述問責不下去的尷尬，誰也不能打包票。假如約談只有建議建言能力，而無強硬約束力和現實執行力，顯然承載不起民意期待。執行力是檢驗政策效果的唯一標準。既然國土部早確立問責時間表，約談問責對象也擴大到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問責如果真起到令行禁止的威懾效果，那么違法占地亂象必會大大減少。

當然，除了對官員的問責外，更根本的還是要涉及地方經濟結構的調整。比如，切斷依附于土地財政上的各種利益鏈。在違法占地、閑置土地之外，還應擠干其他房產泡沫，比如對于大面積空置房，也應有所覺察，可嘗試以房產稅試點等形式進行糾偏。只有在一系列組合拳之下，樓市理性回歸才有希望。問責之風，才不會再遭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