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畢業半年的北京某公司員工戴海飛利用公司設計創意，用竹子造出一座“蛋形”小屋作為蝸居。該小屋利用竹條、釘子等制成。材料總成本6427元。盡管被物業驅逐過，但他已在小屋中住了兩月，沒有了房租負擔。（《新京報》12月1日）

我寧愿從象征意義上打量這位青年創造的杰作。這個剛剛大學畢業步入社會的小伙子，實際上是一個群體的典型代表。他們有活力，有熱情，有干勁，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他們在城市日夜奔忙，卻很難找到自己的棲身之地。

“蛋形蝸居”象征著艱辛的命運，又象征著不屈的精神。這個群體夢想用雙手改變命運，他們的字典里永遠寫著奮斗，奮斗，奮斗。但他們很快發現靠拼命工作改變命運的愿望只是幻影。報道中的小戴就表示，父母年紀大了，卻仍然在奔波，希望給他存錢娶媳婦，“他們不知道以他們的工資水平，在北京買套房需要工作兩三百年”。房子、事業、家，每一個名詞都是一種沉重的負擔，直到把青春壓得喘不過氣來。

畸高的房價不僅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也無情地澆滅了一代青年的夢想。從“蛋形蝸居”我想到了流行一時的《春天里》。這首深深感動著70后、80后的歌曲，歌詞中“沒有信用卡沒有她”、“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表達的是一代青年的焦慮，折射的是一個時代的病灶。因為沒有一個公平的起點，這些來自底層的青年不得不懷著深深的挫折感、相對剝奪感和自卑感投入人生的奮斗歷程。如果沒有社會的關愛，如果不通過制度革新為青年人的個人奮斗提供一條光明的通道，那么，如此揪心的歌詞很可能成為他們青春的旁證——“在這陽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淚忍不住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