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二奶”的財產權問題，最高法院通過《婚姻法》的司法解釋，其第二條這樣規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為解除同居關系約定了財產性補償，一方要求支付該補償或支付補償后反悔主張返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當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財產權為由起訴主張返還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并根據具體情況作出處理。”

且繞開條文，說一個案例。這就是著名的張學英案。張即世人眼中的“二奶”，與她同居的黃永彬死前立下遺囑，將自己名下價值4萬元的遺產贈予張學英，骨灰盒由張負責安葬。此遺囑并在公證處得以公證。黃死后，其妻未按遺囑執行。張學英則一紙訴狀告上法庭。2001年10月11日，四川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公開宣判，認為盡管《繼承法》有明文規定，遺囑亦非作偽，但黃永彬將遺產贈予“第三者”之民事行為，違反了《民法通則》第七條“民事活動應當遵守社會公德”的規定，因此駁回了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

此案一度沸沸揚揚，激起無數爭端。質言之，這是一個錯謬的判決。“二奶”的問題，在于道德，而非法律。你可以從道德上鄙棄她，卻不能從法律上剝奪她的合法權利，這其中之一，就是繼承權。黃永彬的遺贈與張學英的接受，和“二奶”沒關系，只關乎黃的財產處分權與法律程序。

張學英案埋下了一個悲劇的伏筆。這些年來，一旦“二奶”與財產發生關系，如果鬧上公堂，對“二奶”來說，輿論依然如泰山壓頂。最吊詭的一個說法，是“無過錯二奶”的財產權應該受到保護。我始終搞不懂，為什么要區分“二奶”有無過錯？怎么區分？這種差別與財產權有什么因果關系？難道一個罪人，譬如貪官、殺人犯，就應該被剝奪最基本的人權與財產權？況且做“二奶”并非犯罪呢。

從表面上看，“二奶”的財產權危機，起因于道德問題被迫轉化為法律問題。“二奶”們不但要為德行的殘缺背書，還要為司法的歧視買單。可在實質上，則不僅是“二奶”的問題，更是財產權的問題。一個自然人，若連自己的財產都無法依法處分，這財產權要它何用？對比英國普通法傳統之下的財產權制度，允許一個人把遺產饋贈給大學，而不顧自己挨餓的妻兒，我們這里這種對財產權的頑固堅守，堪稱教條；在當下，財產權卻處于十月圍城當中，什么都可以摧折它，包括有些權力，包括公德，甚至包括“二奶”——這不過是一個道德借口。

辨析至此，再看法條，當可一目了然。這一條司法解釋，對“二奶”的態度依然十分曖昧。一方面，基于“二奶”對《婚姻法》與社會公德的破壞性，其與包養者為解除同居關系所約定的財產性補償，內容違法，嚴格來講乃是無效合同，故“二奶”要求包養者支付該補償，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假如包養者已經履行了約定，且所支付的財產不屬夫妻共同財產，那么他就不能主張返還，這無疑是在捍衛“二奶”的財產權，變相認可了“二奶”的合法身份。

這種矛盾其實很好理解。《婚姻法》之主體畢竟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必須否定“二奶”的興盛；同時，“二奶”也是人，她的財產也是財產，合法的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近年來，財產的權力外殼越來越堅固，這大概是為數不多的可喜的變遷。

不過，這條司法解釋僅針對“為解除同居關系約定了財產性補償”，只能觸及“二奶”的財產權危機之冰山一角。我們不妨視之為一次試水，好戲還在后面。因為“二奶”的問題遠遠不止是一個法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