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我看美國“官二代”

美國作家亞當·貝婁(AdamBellow)的《替裙帶關系說好話》(InPraiseofNepotism)引起了中國讀者對“高干子弟”和“官二代”的聯想。有一篇題為《成敗之間話裙帶—亞當?貝婁談美國“高干子弟”》的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文章介紹《替裙帶關系說好話》一書說，美國政、商界豪門家族政治也有裙帶關系，例如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他是前總統喬治·布什之子，佛羅里達州州長吉布·布什之兄；還有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他是羅伯特·肯尼迪和約翰·肯尼迪之弟，羅得島眾議員帕特里克?肯尼迪之父；更還有羅伯特·肯尼迪的眾多子女，包括一度被認為是政界高位熱門人選的前眾議員約瑟夫?P·肯尼迪Ⅱ和時任馬里蘭州副州長的凱瑟琳·肯尼迪?湯珊德，等等。

美國社會的“裙帶”現象

其實，貝婁寫該書，目的并不是揭露所謂的美國“高干子弟”，因為在美國，二代從政和“官二代”是有區別的，一代也好，二代也罷，要從政都得經過民主選舉的程序，所以不可能父業子承，兒子跟著老子當官。同樣，當官的老子也不能凌駕于法治之上來蔭庇子孫（“李剛”已經成為這樣一種蔭庇子孫的代名詞）。

貝婁要說的是，在講究人人平等、公平競爭、用人擇優的美國社會生活中，也有多種“裙帶”現象，甚至連民主政治也常見有“裙帶”特征的“王朝政治”事例。家族企業、文藝界、娛樂界、體育界，甚至學術界中的子承父業、親屬幫襯、朋友關照，可以找到無數的例子。但是，最要緊的還是公共政治中的王朝政治因素，它直接影響到公共生活的品質，對美國維持一個與民主理念相一致的好社會、好制度，關系也特別密切。

由于受到平等價值和民主擇優政治制度的規范限制，美國社會和政治中的“裙帶”與以往許多國家中臭名昭著的舊式惡性“裙帶”是不相同的。在美國實際存在的新型“裙帶”是良性的，至少也是非惡性的。舊式的惡性“裙帶”拖累經濟、腐蝕政府、歧視排斥少數族裔、扼殺賢能、自私自利、不講道德、加深階級差異。新型的良性“裙帶”“將出生的優勢與擇優的鐵律結合起來”，能夠做到舉賢擇優不避親，美國人對良性“裙帶”不像對惡性“裙帶”那么反感。

貝婁為“裙帶”的普遍存在作了“生物社會學”的解釋，人并非是唯一受幫助同族（“同族利他”）基因作用的動物。英國生物學家漢彌爾頓（WillianD.Hamilton）就曾為動物保護自己后代提供了基因學的解釋。有一本暢銷書《自私的基因》(1976)更是影響巨大，它認為，基因能夠不斷繼續存在、延續的重要條件，就是它能在與其他生命體的競爭中，讓與自己相同的復制品勝出。因此，父親總是希望并不遺余力地幫助自己的兒子成功、出人頭地。這是人之常情，與動物相同，都是受同一種本能的驅使。賽勒（SteveSailer）稱之為“王朝基因”(thedynasticgene)。

人們在政治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任人唯親”，生物學可以為之提供一種原始本能的解釋，但卻不能提供一種正當性的解釋。人的政治生活應當是文明的成就，而不只是類似動物的本能體現。王朝基因雖在人的身上起作用，但人的社會、政治生活卻不能只是受自然本能的驅使。因此，在當今世界上，人們普遍追求的是一種與父位子承、親信提拔不同的政體秩序。不僅如此，人們甚至還討厭、鄙視這樣一種權力和特權“自然傳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