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新聞發言人8日表示，今年9月，美國《科學》雜志刊登的“中國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中國基礎研究科研經費分配問題，科技部認為與事實不相符合。（《新華網》2010-11-9）

事情源于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今年9月在美國《科學》雜志發表“中國的科研文化”一文，文中討了論目前中國科研基金分配體制及科研文化問題。兩位“體制內”的教授認為，盡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和研究起到應有的強大的促進作用，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因為“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

只要是對“中國特色”有了解的人，只要對中國的科研基金分配有過接觸與認識的人，都會同意兩位教授所指出的問題，他們的話，并沒有告訴我們什么特別值得驚奇的新鮮事。他們所發現的問題，不過是人人心中有，同時又心照不宣，一般人都不愿指出的事實，他們不過是扮演了那個大聲說出“皇帝其實什么也沒有穿”的孩子的角色而已。

科技部的反駁從表面上看起來幾乎是無懈可擊的：我國基礎科研項目在規劃、立項、評審和驗收等各個環節，按照國際通常辦法，都建立了由各學科領域高層專家所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參與項目全過程的評審和監督管理。如今最時髦的做法不就是“國際通常辦法”嗎？我們所提供的可正是 “國際通常辦法”，已經跟西方國家，跟國際接軌了，還有什么不對的地方？還有什么地方值得爾等說三道四？另外，科技部還指出，科技部作為國家科學技術的行政管理部門，與各科研機構、學術機構、院校、企業、各學術領域科學家、科研人員等聯系和反映問題的渠道是暢通的。而且，“我們重申對任何違反科學道德、科研誠信、違規違紀的不端行為，采取零容忍態度，有舉必查，查實必究，絕不姑息”。

看，前有“國際通常做法”，后有暢通的反映問題渠道，何況，對于各種不端行為，科技部的態度又是那樣旗幟鮮明，還有什么漏洞呢？簡直就是滴水不漏嘛！

從表面看，的確，我們的制度似乎都是“國際通常”的，只是我們要知道，同樣一個制度，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放在不同的國家，放在不同的人手中，執行的最終結果就可能相差十萬八千里，那些在西方國家能夠很好地發揮出作用，讓科研基金真正被分配到最值得去的項目，讓錢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不是被用到不相干的地方。可是在我們這里，是不是因為有了規劃、立項、評審和驗收等各個環節的專家把關，也就一樣能夠做到在西方規范的做法下所可以起的作用？對一個項目的立項上，在資金分配的時候，到底項目本身的作用更大，還是人的因素第一？在我們這里的實際操作中，科技部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數據來反駁兩位教授的質疑？或者，他們心中對此到底心中是否有數？科技部能不能舉一些例子來說明哪些項目都是依據什么來立項的，又都是依據什么來分配那樣一個數目的資金的？至于渠道是否真的那么暢通，態度背后的實際情形如何，科技部心中應該有數，大家也知道個大概。說的與做的之間距離到底是多少，則是一個典型的“歌德巴赫猜想”了。

科技部還“雄辯地”列舉了“一批世界矚目的重大基礎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國基礎研究領域的原始創新能力，也為世界科學事業作出了貢獻。”來證明如今的做法是無可挑剔的。這自然是很有說服力。不過，如果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的錢去進行科研，再糟糕的分配也不會是一無是處，它也可以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兩位教授所質疑的關鍵是花了那么多的錢，沒有取得應有的回報，而不是說所有的錢都白花了。

其實，類似科研經費的分配問題，在中國是太普遍了。兩位教授因為對此有著切身的感覺，所以指出了它存在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反映出的是在科研經費的分配問題上，沒有能夠獨善其身的問題。而科技部對此就覺得“不符合事實”，如果真要說明這樣的質疑不符合事實，那就得拿出更有說服力的數據來說話，否則，只能說明科技部是諱疾忌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