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勤期間，將警車停在按摩店門前，身著警服進按摩店按摩。當事交警的行為被“第三方”監督人員全程拍下。7日，安陸市公安局政委吳波榮透露，“第三方”監督從小處規范民警的執法言行，防微杜漸，從5月運作以來，收到了良好的監督效果。（11月9日京華時報）

甘肅窯街煤電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李人志落馬后，曾抱怨紀檢監察機關“沒有定期進行預防腐敗、廉政警示談話”。類似的怨言，安徽六安市原副市長王偉也在懺悔錄中提過，“如果監督制約有力，我也許就不會犯這么嚴重的錯誤”。更早些時候，則有江西前副省長胡長清的遺言——監督不及時，以至于他落到死刑的地步。

此類“豬八戒倒打一耙”式的懺悔和反思，固然讓人覺得可悲可笑，笑過之余，卻更讓人覺得內心沉重、悲從中來。作為“被監督對象”，落馬的貪腐官員反咬一口，事實上從反向印證了體制內“權力監督權力”的形同虛設。坊間傳有“上級監督太遠，下級監督太險，同級監督太難，紀委監督太軟，組織監督太短，法律監督太晚”的順口溜，絕不只是玩笑。

在這樣的現實困境下，安陸市公安局引進體制外的“第三方監督”機制，對局全體民警執法辦案、管理服務及工作態度進行全方位的監督，這種果敢和勇氣，都配得上我們由衷的贊嘆與掌聲。當然，仔細推敲和揣摩這個機制的細節，也會有些許疑問。其一，雖然是“第三方監督”，但調查公司卻由公安局直接聘請、支付費用的，會不會存在“吃人家嘴軟，拿人家手短”的情況？其二，調查公司“每月提供一次監督調查評估報告給警方”，報告的最終公布仍然由警方經手，會不會存在小的違規違紀曝光、大的貪污腐化捂住以及基層民警危機曝光、局領導違紀忽視的現象？其三，每月八萬元的經費從哪來，是否足夠監督調查所有民警？經費不夠又該如何？

實際上，警方沒有徹底放開經濟和最終審核、公開的大權，“第三方監督”的調查公司及時在技術和手段上有再多的創新，其公正性、客觀性和中立性也無從保證，體制外的監督也就跳不出體制內監督虛弱的窠臼。擺脫這樣的困局，需要的通過制度和法律的建設，創造良好的條件與氛圍，讓“權利監督權力”。

真正獨立又具有參與監督意識的群眾監督與媒體監督，與體制內的監督機制形成互動，相輔相成，有關部門根據群眾的舉報核實情況，對違規違法行為進行嚴厲的懲處，公務人員自然會克制成為王寶森的欲望，人人爭當孔繁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