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稱“根叔”的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昨日在南京“201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演講中說：僅僅靠國家規定的工資收入，高校教師的待遇就太差了，這讓某些教育機構的老師有了為房為車，追名逐利的借口。（《揚子晚報》10月31日）

和發達國家高校教師相比，中國高校教師的薪酬水平確實不高，但要說中國高校教師待遇太差，也難以服眾。有統計表明，1984年之后的20年，中國高校教師平均工資增長了18倍，2005年，高校教師進入高收入者的重點納稅人行列。

然而，來自高校教師內部的聲音卻是另一番景象，前幾年北大副教授阿憶先生曬過自己的薪酬，月薪4786元，根本“入不敷出”。但問題在于，“入不敷出”到底是因為工資太低，還是因為消費水平太高？由此我們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給高校教師多高的薪酬水平才能讓他們安心做學術？

有一些高校教師，已經開著名車，住著別墅，但照樣不安心做學術，仍然四處撈外快，這說明，撈外快并非全都是生活窘困所迫。有些高校教師，習慣了觥籌交錯、燈紅酒綠的高消費生活，對于這樣的教師，即便工資水平提高到年薪100萬元，他仍然會向往著年薪1000萬元的生活水準。一言以蔽之，如果高校教師只愿意追求高消費的生活，而不喜歡做學術，那么，給他們再多的薪酬，也仍然不可能吸引他們做學術。

問題的關鍵在于，目前高校缺乏有效的獎懲制度。解決高校教師不安心本職工作問題，到底是先普遍提高高校教師薪酬水平，以期待他們安心工作；還是先安心本職工作，再給高薪酬？筆者以為，前者仍然不過是“大鍋飯”——高薪酬的“大鍋飯”，而后者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其實，不安心本職工作，將本職工作當副業，將撈外快當主業，是一種不正之風，一些高校教師所付出的勞動，根本就對不起他們的那份薪酬，如果還給這些人高薪酬，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提高薪酬水平這張牌只能用在目前已經安心學術的高校教師身上，對于這些安心學術者，我們應該用高薪酬予以獎勵，而不能讓他們“固窮”。而對于那些以各種借口不安心本職工作的高校教師，應該有退出機制讓他們離開高校這個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