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大量民間資本開始從實業轉向股市和樓市，要么寄希望于創業板圈錢，要么寄希望于樓市炒錢，做實業成了最沒出息的選擇，國家工商聯的數字顯示，在民企500強里，房地產行業從2008年的16家提升為26家。毫不諱言，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前所未有的惡劣：比如，目前民間資本在電力生產和供應業中只占13.6%，在金融業中只占9.6%，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中只占7.5%，至于在石油、電信、鐵路等領域，所占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再比如，今年鐵腕治理落后產能，而在很多領域，由于民間投資的規模所限，淘汰落后產能的“指標”只能靠關閉民營企業來完成。面對民營企業的競爭困境，國家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表示，要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需要集政府、企業和工商聯之力，培育和鍛煉一大批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的民營跨國公司，可是，現在看來這真的很難。

這樣，中國民企面臨的是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三維環境”：對內，宏觀稅負追英超美，企業負擔沉重；對外，在整個產業鏈上，中國企業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利潤空間日益被壓縮。企業要生存下去：一是壓低人力資本的成本，一些地方的企業呼吁廢除《勞動合同法》，一些企業主呼吁廢除最低工資，就是基于這個理由；二是逃稅漏稅，對于小企業而言，在國民財富的大蛋糕中，在利潤空間很低的情況下，只能從國家稅收中逃一點，從員工那里壓一點，用秦暉的話說，就是基本靠“低法治”優勢、“低環境”優勢、“低人權”優勢等制度稟賦生存。而這樣的生存邏輯，不要說崛起，不要說走出去競爭，即使一場匯率的“貨幣戰爭”，就可以讓很多企業立即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