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某地一個部門的三名副局長前段時間先后落馬。此前，這三名副局長與局長劉某一直不合，去年初，上級紀檢部門轉給劉某一封舉報材料，劉某由此意識到自己辦公室被人安裝了竊聽設備，并推斷出主導者為三名副局長，于是提請紀檢部門介入調查。有關部門透露，這三名副局長早已被上級紀檢部門盯上，“竊聽門”事件加速了三人的案發。

三名副局長舉報本部門的局長，局長反過來又舉報三名副局長，結果局長無恙而三名副局長落馬。有評論認為，在這起系列反腐案件中，權力內訌、權力斗爭成了一條主線，反腐敗成了權力內訌的一種形式和權力斗爭的一個工具，落馬者主要不是因為腐敗，而是因為得罪了人，在權力斗爭中出了差錯，“更該問一問是誰在反腐、為何反腐、誰被反掉了，然后才能明白這樣的反腐風暴究竟是庶民的勝利，還是權力內訌的把戲”，云云。

“哪里是什么反腐敗，分明是‘狗咬狗’式的權力斗爭，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罷了……”類似這種對反腐敗的認識和評價，近年來頗為流行。在一些論者眼里，反腐敗以維護公共利益和法律尊嚴為出發點，具有無可置疑的社會正義性和道德純潔性；權力斗爭則是權勢人物之間或權勢集團之間的爭斗，大多因爭權奪利或分贓不均引起，沒有任何正義性和道德價值可言；雖然權力斗爭往往也要打出“反腐敗”的名號，但后者只是前者的手段和工具。“工具論”還認為，反腐敗變成了權力斗爭的工具，就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今天甲派占了上風，乙派人物被“反”成了腐敗分子；明天乙派占了上風，甲派人物也可能被“反”成腐敗分子，這樣的反腐敗終究是不可靠的。

認真分析不難發現，上述“工具論”其實是一種偏見。嚴格說來，反腐敗原本就是“權力的斗爭”，主要表現為紀檢監察機關、公安機關、司法機關行使法定的權力，對涉嫌腐敗的官員和工作人員進行查處、審判，是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監督、制約和剝奪。因權勢人物之間或權勢集團之間的爭斗而引發權力斗爭，只是反腐敗斗爭展開或深入之后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舉報者與被舉報者之間沒有個人恩怨，其舉報行為完全是出于公心，辦案機關和涉案人員之間也沒有利益糾葛，其辦案完全是依法行事。“工具論”認為前一種情況只是權力斗爭，后一種情況才是反腐敗，而實際上，如前所述，這兩種情況都是權力斗爭，也都是實打實的反腐敗。

“工具論”之所以非議“反腐敗成權力斗爭”，主要是認為一個部門的局長和副局長“內訌”之類的權力斗爭“動機不純”，若視之為反腐敗，將有損反腐敗斗爭的聲譽。這就陷入了“動機決定論”的窠臼。對于反腐敗，顯然更應當重視的是結果，而不是參與者的動機。一個普通公民舉報一個涉嫌腐敗的官員，可能是因為該官員侵害了他的利益，也可能不是。同理，一個官員舉報另一個官員，可能是因為后者危害到了前者的利益，也可能不是。無論是哪種情況，舉報者都是在以實際行動參與反腐敗。

在反腐敗的過程中，反貪部門、司法機關要充分利用投訴舉報、檢舉揭發等渠道發現線索、擴充信息，權勢者之間的權力斗爭往往能在這方面有所貢獻。中國的反腐敗如此，法治發達國家的反腐敗也是如此。你可以說權力斗爭利用了反腐敗的名義，反腐敗成了權力斗爭的“工具”，同樣，你也可以說反腐敗利用了權力斗爭的手段，權力斗爭成了反腐敗的“工具”。反腐敗與權力斗爭互為“工具”，只要反腐敗能從中取得實際的成效，有什么不好的呢？

毋庸諱言，反腐敗的線索或突破性進展如果起源于局長和副局長“內訌”式的權力斗爭，這樣的反腐敗難免帶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大量事實表明，舉報者完全出于公心而非私怨，辦案機關嚴格秉公執法、公正司法，這樣的反腐敗未嘗就沒有“偶然性”。反腐敗要從一個個具體的線索入手，從一件件具體的案子查起，誰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將所有貪腐分子一網打盡。關鍵是要不斷完善程序，嚴格依法辦案，即便舉報者是為了牟取私利、發泄私憤而舉報，權力內訌者是為了打擊對手而發難，但只要進入反腐敗的程序，就應當嚴格按照反腐敗的邏輯和法律的規定予以查處，而不必過多考慮舉報者和權力內訌者的真實動機，不能因為舉報者、揭發者有“動機不純”之嫌，就對他們提供的線索和材料視而不見、棄之不用。

以權勢者“內訌”式的權力斗爭動機不純、缺乏正義性和道德價值為由，否認權力斗爭在反腐敗中的現實作用，是一種典型的“觀念潔癖”。權力斗爭是客觀存在的，權力斗爭可為反腐敗所“利用”之處也是客觀存在的，反腐敗如果固守“觀念潔癖”，一概拒絕“利用”權力斗爭，并不能增加反腐敗的正義性和道德價值，反而很可能削弱反腐敗的實效，甚至令親者痛仇者快，最終對反腐敗有害無益。這一點不能不慎思明辨。于騫（北京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