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中國社會正逐漸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在傳統社會，文化往往為上層階級所壟斷，所謂的藝術一般指的就是高雅藝術，藝術或藝術家的主要贊助人是作為有閑階級的士大夫階層和達官貴人，而藝術家名聲的積累和傳播主要依靠上層階級內部的口耳相傳。可到了現代社會，高雅藝術與通俗藝術間的界線已經變得日益模糊，藝術的受眾結構已經發生了實質性和根本性的變化——士大夫和達官貴人作為一個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階層已經衰落甚至退出了歷史舞臺——市場主宰了一切，藝術或藝術家的主要贊助人變成了作為消費者的大眾。

現代文化的主流是城市文化，而現代城市則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熟人社會的陌生人社會。在現代社會，藝術家知名度的積累和傳播所依靠的主要媒介不再是小圈子內原始的口耳相傳，而是像報紙、電視、網絡、博物館等大眾傳播媒介。有學者稱當代社會為“中介化的社會”，藝術或藝術品要達到它的目標受眾，即作為藝術品消費者的大眾，也同樣必須經過大眾傳媒的中介。傳統的高雅藝術由于曲高和寡，且不適合于在大眾傳媒上傳播，或沒有找到適合于在大眾傳媒上傳播的方式，無法達到它的目標受眾，也就得不到持續的資源投入，大多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或被“博物館化”了。

如中國傳統的書法藝術就是這樣。與繪畫相比，書法非常抽象，它依靠線條來表達作者的性情、品位或創作時微妙的情緒波動，因此對受眾素養的要求也更高。在很大程度上，當代書法家的作品的傳播與市場價值往往并非取決于其作品本身的藝術品位，而取決于書法家的知名度，或曰其媒體可見度。一些非常有實力的書法家，如四川老書法家與印學大師徐無聞先生的得意門生——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的陳龍海先生——盡管其作品功力深厚，風格獨具，尤其在狂草上的造詣，當代書家中罕有能與其匹敵者，可因為不長于推銷自己或巴結當代的權貴，媒體可見度比較低，也缺少權力資源的強力推動，以至于他的作品一直賣不到與其美學品質相匹配的價位；而一些不入流的書壇小混混，卻憑借其媒體與權力資源的可接近性優勢，名利雙收，賺了個盆滿缽盈，不亦樂乎。可見，尤其對于那些缺乏強有力的權力資源投入的草根藝術家來說，能否使自己的作品到達受眾并為其所接受，從而獲得可持續性的資源投入以確保其基于肉體生存的藝術天賦及藝術創造力的生產和再生產，媒體的可接近幾乎成了唯一的決定性要素。

作為一個媒體平臺，“快樂男聲”在草根歌手或草根藝術家與大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交流和互動的橋梁。我們可以合理地設想，如果沒有“快樂男聲”，由于缺少上電視的機會，那些頗具實力的草根青年歌手大部分也許一輩子只能輾轉于酒吧或歌廳討生活——除非他們不以其音樂才能謀生——他們的歌聲也不可能廣為傳播，在娛樂了大眾的同時，也為自己帶來不錯的經濟收入。作為著名音樂人兼導演，高曉松說自己要靠當評委來補貼家用，我們且不管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至少，當了“快樂男聲”的評委以后，他將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和展示及傳播自己的藝術才能的機會。

曾有人說，一百個北大的師生都比不上一個李宇春，至少，在抵制外來文化的入侵方面，這種說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一直以來，主導國內流行樂壇的是港臺和歐美的流行音樂，本土流行音樂及歌手則處于被市場壓制的弱勢狀態。作為一個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難道咱中國人在音樂方面的潛質真不及人家歐美國家或受歐美國家影響的港臺么？在當前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拿什么來抵制背后潛藏著巨大經濟利益的歐美文化霸權及文化帝國主義的影響呢？我想，中國本土流行音樂之所以處于弱勢，并非咱國內音樂人的天賦或才能不及人家，而是由于國內缺乏歐美和港臺那樣成熟的媒體平臺，在草根音樂人與受眾之間缺乏足夠的溝通、交流和互動的橋梁，缺乏培養音樂人才健康成長的體制化的激勵機制。一言以蔽之，即缺少培育流行音樂人才健康成長的社會土壤。值得慶幸的是，湖南衛視近年來在上述幾個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如“超女（快女）快男”系列的選秀節目，就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案例。

盡管有了“快樂男聲”，相對于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龐大的藝術家群體對于傳播自己的作品及名聲的需求來說，就算只滿足音樂人這一群體，媒體平臺都遠遠不夠。其他藝術門類，如繪畫、書法等等，怎么尋求一種適合于大眾傳媒的傳播方式，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普及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是咱國內的傳媒業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大問題——雅俗結合，大雅大俗，或許是一條比較切實的路子。

總之，國家應該積極鼓勵國內的大眾傳媒開辦更多像“快樂男聲”之類的欄目，以盡可能滿足優秀藝術家群體的傳播需求，并用現代理念和現代傳播形式對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與外來文化精華進行重組、重構和重新解讀——如此這般，必將迎來中國文化的全面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