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長 江西省贛州市城鄉規劃建設局黨委書記

現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下稱《拆遷條例》)近年來倍受攻擊，新的《拆遷條例》又很難出臺，問題在哪里？筆者認為，是少數人在這個問題上走了極端，也把解決問題的方法帶進了“死胡同”。

不能把“惡”歸咎于“法”

把現行《拆遷條例》稱之為“惡法”、“地方政府過渡逐利的保護傘”，甚至渲染為“天怨人怒”，就是少數學者和“憤青”在城市房屋拆遷問題走極端的表現。

“保障建設項目順利進行”與“維護拆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城市房屋拆遷中的兩大突出問題。在上世紀，無論是1991年國務院出臺的《拆遷條例》，還是拆遷工作的實際，確實存在重保障建設項目順利進行，輕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問題。但2001年出臺的《拆遷條例》，在“總則”的第一條，就把“維護拆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擺在“保障建設項目順利進行”之前來強調，立法的指導思想很明確。同時，在很多具體條款中也體現了這一立法精神。

比如，拆遷補償的方式，1991年版《拆遷條例》規定了三種：產權調換、作價補償或產權調換和作價補償相結合的形式，其中，按作價補償的金額按照所拆房屋建筑面積的重置價格結合成新結算。這樣計算出來的補償款肯定買不到一套同地段同面積的新房。此外，這三種補償方式由誰來選擇，沒有明確。在這種情況下，拆遷人顯然占了主導地位。

在2001年版《拆遷條例》中，作價補償被改為貨幣補償，貨幣補償的金額是根據拆遷房屋的區位、用途、建筑面積等因素，以房地產市場評估價格確定。一般來說，拆遷補償總額市場評估價會高于結合成新結算的重置價。同時規定，是實行貨幣補償還是房屋產權調換，由被拆遷人選擇，把主動權明確交給了被拆遷人。

許多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的《拆遷管理實施辦法》時，按照《拆遷條例》的指導思想，還對被拆遷人增加了許多優惠政策。比如，《江西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辦法》規定：“被拆遷人屬于連續2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其被拆遷住宅用房每戶建筑少于36平方米，被拆遷人要求貨幣補償的，拆遷人對被拆遷人的貨幣補償額應當足以保證被拆遷人在低一級別的地段購買建筑面積不少于36平方米的成套房”。按照《拆遷條例》規定，實行產權調換的房屋，要進行評估，估算差價，也就是說，拆掉你的老房子，換給你一套新房子，被拆遷戶還必須根據新老房子的價值差異補交差價。在實際執行中，很多地方政府規定，拆一返一，不補結構差價，安置房超過拆遷面積的10平方米以內還實行優惠價。此外，各地政府還創造了一系列制度，如拆遷公示制度、聽證制度、由被拆遷人組成的拆遷理事會制度等等，實行人性化的拆遷。

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危舊房或棚戶區改造過程中，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是城市基礎設施完善，城市面貌、人居環境以及居民住房條件的改善，消除水火災害及房屋倒塌的隱患。為此，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目前，城市中的危舊房或棚戶區大多是密集連片、破爛不堪，磚木結構，一旦失火，即“火燒連營”。實施改造，必須在保持舊城風貌，對歷史文化建筑修舊如故的前提下，增加交通、消防設施和綠地面積，還必須按照現行規范，保持房屋間的日照間距。這樣，限高限密，必然導致拆得多、建得少，改造項目收支難以平衡。為此，各地政府普遍實行了各種優惠政策，如行政性收費全免、經營性收費減半，還要協調電力、通訊、供水等企業讓利配合。如果還是平衡不了的，地方財政還要補貼，并不是有些學者指責的“地方政府過渡逐利”。

當然，也不可否認，有少數地方政府的領導及部門的工作人員，對2001年版的《拆遷條例》認識不深、執行不力，在拆遷過程中，沒有重視保護被拆遷人的利益。比如，在補償安置工作中，采用“一刀切”的補償辦法；有的把返遷安置房選擇在偏僻地帶；甚至，有的拆遷人采取斷水、斷電等辦法威逼被拆遷戶就范等等。但這并不是《拆遷條例》保護下的產物，而是違反《拆遷條例》立法精神的行為。雖然媒體曝光了一批這樣的反面典型，但現實生活中這種反面典型畢竟占極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