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戶籍制度改革引發諸多爭論，有人懷疑：政府此舉是否強迫農民用土地換戶籍。若果真如此，對農民顯然不公。重慶方面則高聲辯解絕無此意。如此猜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倒是十二萬分地希望重慶方面的辯解是事實，為此，也愿意本著理解的態度，討論一個也許被人們普遍忽視的命題：戶籍改革不應以消滅農民為目標。

文明演進的一半自然趨向是人口、資源聚集，形成城鎮。50年代以來，城鄉分割的制度阻礙了這一趨勢，過去30年中，伴隨著工業化和社會逐漸開放，這一趨勢頑強地表現自己，大量人口從鄉村迅速轉移到城鎮，出現了一個強勁的城鎮化過程。但僵硬的戶籍制度扭曲了這個過程，為此，人們強烈呼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

不過，因為缺乏足夠認真的政治審議過程，各地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很多不夠成熟的做法。有些地方把城鄉人口統一稱呼為“居民”，以為這就實現了平等。這樣的改革是在玩弄文字游戲。還有另外一種構想：盡最大可能把農業人口轉成城鎮戶籍。重慶戶籍改革基本屬于這一類。這種改革構想以承認城鎮戶籍與農村戶籍間的權利和福利差距為前提，據此人們當然會認為，把鄉村居民從農業戶籍轉成城鎮戶籍，就解決了城鄉分割問題。當然，由此也可以快速推動城鎮化過程，帶動經濟增長。

這樣的改革同樣存在缺陷。第一個問題是，它把城鄉居民權利的不平等和福利的不均等視為當然而永恒的。其實，政府假如真的關心農民境遇，事情是非常簡單的：修改法律，讓鄉村居民享有城鎮居民的權利；透過矯正型財政，拉平鄉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可獲得的公共服務和福利，而根本用不著改變戶籍歸屬。改變戶籍純屬多此一舉，而這一舉，就多出了農民交土地的環節，政府難免被人懷疑覬覦農民的土地。

此類改革的第二個問題是政府有關部門似乎抱著城鎮崇拜心理：農民肯定都希望進入城鎮，或者說，所有人都愿意生活在城鎮。正是基于這一迷信，重慶制定了十年內城鎮人口比例從目前28%上升至60%到70%的奮斗目標。但其實，如果剔除權利不平等與福利不均等的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進城，永遠生活在城鎮。

可以按照城鎮生活愿望，把現有鄉村人口區分為三大類：第一類人，目前已經在城鎮經商、打工，融入城鎮生活，但依然沒有城鎮戶籍，因而在城鎮不能享受完全的權利和福利。顯然，他們愿意獲得城鎮戶籍。不過，農業戶籍在本地的此類人口，未必現在就生活在本地城鎮，他們中有很多常住于外地城鎮。這類人口成為市民，需要這些城鎮普遍地建立更為簡便的市民登記制度。

第二類人基于各種目的，未來可能遷入城鎮生活。如果本地城鎮開放市民登記，他可能選擇本地城鎮。第三類人則根本無意遷入城鎮，而愿意繼續生活在鄉村。相當部分年紀稍大的人口可能都有這樣的意愿，即便他們的子女已經在城鎮生活。他們留戀鄉村的生活方式。

反過來，按照城鎮生活意向來劃分，城鎮人口也可以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人愿意繼續并且永遠生活在城鎮；第二類人，由于各種原因，愿意現在或者將來遷入鄉村生活。比如筆者，就已經徹底厭倦城市的生活，渴望在家人退休后到鄉村，過上一個不那么讓人產生壓迫感的生活。很多人購買郊區小產權房，也表明他們愿意生活到郊區生活成本較為低廉的地區。

三類鄉村人口和兩類城鎮人口的城鎮生活意向大不相同，綜合起來看，城鎮和鄉村各有所需，并不是所有人都愿進城生活，或者一旦進城就永遠在城鎮生活下去。也就是說，城鎮化固然是必要的，但鄉村仍有其存在的經濟、社會必要性，更不要說它們具有深刻的文明價值。

政府的責任是盡最大可能滿足所有居民的訴求，因此，政府投入巨大財力、物力，單方面地推進城鎮化，恐怕就存在嚴重偏差。明智的政府當然會滿足那些已經生活在城鎮或者愿意進城的農民的訴求，設定一個最低門檻，登記他們為市民，讓他們享有完整市民權。但同時，明智的政府也做更多事情：第一，開放城鎮人口向鄉村流動。第二，承認并尊重農民對土地的完整權利，這樣，進城農民可以在寬松的制度環境下處理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有交給政府一條路。這其中包括，城鎮居民可購買農村建設用地建筑房屋。第三，針對目前城、鄉居民權利嚴重不平等、福利嚴重不均等的局面，采取有力措施，實現兩者的平權化和均等化。

如果重慶方面能夠推動這幾個方面的改革，不同人口將在居住形態、生活方式上各得其所，城鄉分割制度將被徹底打破，農民、市民將不再是等級制下權、利懸殊的身份，農民僅僅是一種職業，城市、鄉村將不再是發達、落后的象征，而代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知重慶或者其他地方是否愿意推動這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