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往往愛捉弄人，讓最不適合呆政府部門的我竟然在政府部門干了17年。事實上，大學一畢業，我就進了政府部門，除了政府部門，我至今從未在非政府部門工作過。

我之不適合政府部門，最大的原因并非能力上的缺陷，而在于——我是個太平民化的人，不會講“官話”。或許是受西方“人生而平等”，或許是受佛家“眾生平等”思想的影響，與任何人相處，我都愿意把自己擺在最低的位置。我喜歡坐在地板上與朋友聊天，因為在我，低是一個最舒服的位置。如果有人對我太客氣，把我像神一樣地恭維，總是令我渾身不自在。此外，我不喜歡說假話、大話、空話、套話，且自認為不是做大事的人，只配也只能做點微不足道的小事，由于這種秉性，我命中注定不是當官的料——無他，只是沒有官樣罷了。

官話是一種自我封閉的系統——它一方面是一套程式化的炫耀性的話語，另一方面也是一座語言的牢籠；一方面是權力的展示，令人覺得無比威嚴，高深莫測，另一方面也像烏龜的殼一樣，用以保護官員們威嚴與高深的假面背后脆弱而空虛的靈魂不受傷害。

在中國，權力越大的人，屬于其私人領地的空間往往也越大。私人領地是身體的延伸，一般來說，權力越大的人，其社會性的身體就越大，故名之為“巨人”。外人一旦撞入這種私人領地，往往會被認為是對其身體的侵犯，從而引發被侵犯者的不快和各種人際沖突。由于官員的社會性身體遠遠地大于普遍的草根階層，所以和官員打交道，總是要保持一種社會性的安全距離，讓雙方都有安全感，正因為如此，草根階層想靠近官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他或她與該官員有著或血緣或裙帶或其他什么的特殊關系。

擺在我面前的這本《并非官話：香港高官的大智慧》其實是不折不扣的“官話”——它是《南方都市報》的十余名資深記者對掌管著不同政府部門的十余名香港高官的訪談記錄。這些生動鮮活的訪談記錄雖然出自高官之口，卻非常平實自然，沒有半點假話、大話、空話和套話的影子，就像和好朋友坐在草地上隨意地聊閑天，其中不時地流露出談話者的愛好、性情、卓識與洞見——讀到這些訪談記錄，你會覺得坐在你對面的不是神，而是和你一樣有著七情六欲及人類一切弱點的普遍人，不過，卻也有著和內地官員不一樣的智慧，他們的從政理念、行政智慧以及應對媒體的坦然和從容，非常值得內地官員的學習和借鑒，甚至作為他們從政的必讀教材：

面對記者“今年（2009年）失業率會超過SARS最高時嗎”的詢問，身為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一方面老老實實地回答說，“無人知，天曉得”，另一方面卻又表示會“盡一切努力”，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充分體現了香港官員的務實作風。

前立法主席范徐麗泰在立法主席任上時，堅守中立，但在港英政府當議員時，卻鋒芒畢露；因為她認為，議員的責任，就是為民請命，而主席的責任，就是主持好會議。這說明她有非常自覺的角色意識和規則意識。

作為香港教育局局長的孫明揚，對于高校辦學，他不去過問，因為“高校辦學有自主權”，可對于跨境學童通關問題，卻又管得事無巨細。他深諳“妥協藝術”，在某些事情的處理上卻又雷厲風行。他說，“我覺得每件事情都不能脫離現實，一定得考慮實際情況，就算有些人覺得你根本不是解決問題，但也必須要做取舍。”不沽名釣譽，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為原則，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不愧“孫公”的尊稱。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坦然面對民間調查對自己僅兩成四的最低評分，并表示“歡迎民眾評價”；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面對議員的質疑表示“可以懷疑我們的行為，但是要有理有據，不能每天空穴來風”；審計署署長鄧國斌不擔心得罪任何人，“針對的不是個人，是制度”；衛生署署長林秉恩“不希望拿市民的健康做賭注”；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的“我不是官，我是一個普通人”；警務處處長鄧竟成反復強調“市民的信任是香港警察的驕傲”、“尊重市民權利是警察基本素質”；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的“如有合理懷疑，廉署可查特首”……

從這些官員的訪談記錄，可以看到香港官員務實、敬業、尊重規則、遵守法律，具有平等意識、權利意識、服務意識等共性，同時也可以見出他們鮮明而獨特的個性。他們坦誠、質樸，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而不是像某些內地官員一樣，一坐上某個官位就得意忘形，不可一世，還真把自己當成全知全能的神了；可在香港官員的身上，我們卻看不到一點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狗屁官架子，在他們所說的話中，也嗅不出一絲官僚氣息——在我們內地人看來，他們的話自然算不得什么官話，然而，某些尚有一點良知的內地官員看到這些訪談記錄，能不汗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