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方舟子遇襲，幸好只受了輕傷。事情顯然與方舟子打假有關。前不久我才知道，另一個與方舟子同姓的《財經》編輯方玄昌，也因為參與方舟子的打假，在更早些時候，被兩個歹徒用鋼筋襲擊，傷得相當重。

有點仇怨，就收買黑社會，動輒廢人條腿或者廢條人命，這樣的事，在中國社會早就不新鮮了。這樣的事情，還分成兩種情況，一種是民間有了冤情，負屈含冤者從官方渠道無論如何都得不到公正，又不肯罷休，于是求助黑社會；還有一種則是自己明明就是騙子，或者干的是不公道的事，被人揭露，斷了財路或名聲受損，于是挾私報復，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或者讓人閉嘴，或者干脆致人死傷。

方舟子和方玄昌的被襲，理應屬于后者。但是，人們知道，做這樣的事情，尤其是惹出人命的事情（據方舟子自己講，襲擊者明顯也是要他的性命），風險很大。被襲者的名氣越大，風險就越大，因為受關注度高，警方破案壓力大，偵辦自然賣力些。方舟子多年來以打假聞名全國，屬于知名度極高的公眾人物。

方舟子打假，干的實際上是媒體人的“扒糞”事業（編按，“扒糞者”語出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原指那些致力于揭露不公和腐敗、具有正義感的新聞記者）。他直言不諱，窮追不舍，在打假主要局限于學界的時候，已經讓某些名頭很響的大人物頭痛不已。當打假的面擴大到社會上，打到企業家、官員，神醫乃至神仙頭上的時候，結仇可就多了。今天看來，當初方玄昌遇襲，就是對方舟子的一種警告。

在民國時期，記者也經常“扒糞”，有時候，有名的媒體，如果長期沒有惹到來頭很大的人，不扒點糞，似乎就不夠意思。在報業發達的上海，也經常有人買通黑社會去報復記者，但是，這種對媒體人的報復，最常見的，是潑他一身大糞，頂天了找人打記者一頓。動輒致人死命的事，還真不多見。記者因言獲罪被殺，也就是攤上了張作霖、張宗昌這樣的土匪和流氓出身的大帥。剛打下天下的蔣介石幫會習氣依舊之際，也曾暗殺過跟他過不去的申報老板史量才，但后來這種事就不大敢干了。

而從近期一系列事件來看，對“扒糞者”的打擊報復已漸成風氣。有些人全然不在乎社會的公義，無所顧忌，不管你是誰，有多大的風險，誰擋了我的道，誰就得死。可以預計，如果方舟子遇襲的案件最后不了了之，后果會有多嚴重。也許，社會就不再會有揭弊的人，即使有，也只能在暗中進行，媒體人只能噤聲，再大的不公，也只有聽之任之。說得嚴重點，只能逼民眾自己用非常方式解決問題。

當然，方舟子遇襲事件，還真的有可能破不了案。盡管兇手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線索很多，但歷史告訴我們，如果主使者來頭很大，手眼通天，事先又策劃周密，事后安排妥當，最后成為死案的可能性，也不是全然沒有。我想，如果真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不僅非媒體人之福，也非社會之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