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中設立“危險駕駛罪”是各國的慣例，比如《德國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五C條醉酒駕駛罪規定，行為人基于醉酒而無法保證行駛安全時駕駛車輛的，處一年以下監禁；過失者同樣根據前款予以處罰。但“危險駕駛罪”的設立并沒有讓西方監獄人滿為患，這就不能不提到西方國家的國情。從刑法的角度來看，西方并沒有類似我們的行政處罰，許多我們當作行政處罰的案件也被作為犯罪案件處理，相應的刑事處罰標準也很低，比如罰款、拘留幾天也算刑事處罰。這樣，許多“危險駕駛罪”的罪犯可能以罰款和短期的拘禁了事。從社會角度來看，西方從幼兒起就加強了教育，防范醉駕。一位來自美國的華裔女孩在談及中西方差異時說，“從我一年級到五年級，每個月，兩到三個DARE（毒品和酒精防范教育）計劃的負責人會到班級里告訴我們為什么毒品和酒精對身體有害，并且我們應該一輩子遠望它們”，“而在這里，幾乎我去的每一個地方，晚餐的時候，酒精到處都是”。

當然，如果擔心監獄爆滿就在設立“危險駕駛罪”問題上裹足不前，無疑是因噎廢食，但這至少提醒我們，“危險駕駛罪”的定罪量刑標準該如何確立？同時，這種標準也可能混淆了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的界限，“醉駕”就不存在行政處罰的問題了。那能否考慮對于“醉駕”設立一個行政處罰的標準，同時在行政處罰標準之上再設立刑事處罰的標準，以避免過大的打擊面呢？

設立“危險駕駛罪”是一個新情況，設立這一新罪名前，可否考慮給普通公民一個緩沖期、適應期。在設立這一罪名后，能否緩一年實施，利用這段時間充分宣傳這一罪名，以示警戒。當然，更重要的教化在于，從娃娃教起，在小學課本上就要加入防范“危險駕駛”的知識。

最后就是必須嚴格執法。這才能讓潛在的醉駕者受到威懾，進而減少醉駕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