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口流動最頻繁區域之一的東部沿海浙江省，戶籍管理部門調查發現，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時的57.7萬人降到去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不愿意進城落戶，甚至把戶口從城市中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已悄悄在中國東部一些發達地區城鄉間出現。（新華網8月16日）

可以肯定的是，當前的這種“逆城市化”現象，與由于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的壓力日見增大，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這類傳統意義上的逆城市化現象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雖然不能排除當下的“逆城市化”回流潮中，有進城農民融入文化影響問題，也有一些人喬裝打扮奔拆遷補償因素，但對更多農民而言，無論城市化與否，必定不可回避就業和生存問題。

對于那些深受城鄉“二元”戶籍壁壘困擾的農民而言，終有一日能過上體面的城市生活，很久以前是他們的莫大向往。近年來，隨著一些地方戶籍政策的松動，加之城市快速膨脹吞噬良田，越來越多的農民不得不“當”上城市人。

在進入城鎮的農民中，相當一部分來自于經商、辦廠、打工，當然也有拆遷。對于經濟實力雄厚者，城市與鄉村的取舍只在一念之間，全憑喜好。對那些靠工薪過活的“新城市人”而言，在此之前，他們在城市里的財富積累接近于零，屬于城市生活范疇的打拼才剛剛開始。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進城農民眼前面臨的種種現實十分嚴峻。首先，社會的共性問題，進城農民一樣不會少。一般工薪收入增速跑不過CPI，還有節節攀升的房價，連白領階層也紛紛逃離一線特大城市，進城農民工要想成功立足自然異常艱難；其次，在大學生就業尚且為社會頭痛之時，進城農民又怎能奢望獲得一份收入更高更體面的工作？還有，在灰色關系哲學橫行的當下，進城農民如果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源，意味著進城后，必須從最底層一步步“干”起，而每一步又將付出更大的成本。即便進城農民愿意這樣如蝸牛般努力向上層攀爬，樂于“掐尖”引進“高素質農民”的城市管理者，也不會愿意背上因城市化，給自己帶來這些沉重的包袱。

放眼國際社會不難發現，城市化是全民致富的必然路徑。歐美沒有嚴格的戶籍管制，所以其城鄉人口的流動，往往更能體現出社會就業趨向。無論歐洲還是美國，其城市化的發端，無一不是因為早期工業的興旺發達，由此帶動城市就業需求的增長，從而促使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這樣以就業為主導的城市化，既源自公民個人的自發，也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目前，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應該說與歐美早期的城市化有著許多類似。這也意味著，牢牢把握就業這個龍頭，才是我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的根本所在。

而在眼下“逆城市化”的背后，實際是農民城市化生活的無奈，就像另一種形式的生存淘汰。好死不如賴活著。農村即使再不濟，至少有幾畝田地，可保肚兒圓，回流農村又何嘗不是一種生活所迫？對農民而言，無論如何選擇，都應是其個人自由遷徒權利的體現，但就全民致富征途中無法繞開的城市化現象而言，如果不能始終以就業為中心破解問題，進城農民的長久生活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他們充其量只是穿上了一張城鎮戶籍的外衣，真正的富裕則離他們依舊十分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