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樣一個責任主義的倫理觀被確認之后，權利就獲得了堅實的基礎，因而是順理成章的：一個人，只要做好了承擔自己行為的全部后果的準備，他就可以享有全部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認為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做任何事情。在這種倫理與法律精神下，人們可以在各個方向上進行創新。過去400年來，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商業、金融創新，都來自英美。

但同時，英美的侵權責任法律體系也是最為發達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英美的商業世界其實是一個通過責任聯結在一起的世界。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企業與公眾之間，都是通過責任聯結在一起的。而且，越是強者，越是要承擔更大責任。

正是在這樣的法律與倫理環境中，一家家偉大的公司成長起來。他們有自由進行各種各樣的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組織創新、金融創新等等。但同時，責任不斷地被立法，被法院、被職業倫理、被公眾施加給他們。這些責任讓他們不得不約束自己的行為。借助這些責任，這些公司與商業交易伙伴、與消費者、與生態、與環境建立起了合理的關系。

按照龐德院長的看法，“關系”也是普通法的一大特色。在文化熱的時代，中國學者反復強調西方是個人主義文化，中國是關系式文化。然而，龐德院長卻說，普通法始終是從“關系”的角度看待人的自由、權利和責任的。關系的本質就是責任。龐德舉了一個例子：在美國，雇主與雇員關系的立法發展將責任和義務強加于雇主身上，不是因為雇主有此意愿，也不是因為他有過錯，而是因為雇主與雇員這種關系本身被認為有此要求。今天，國人在討論雇主與員工關系的時候，也不妨考慮一下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