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奸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犯罪行為，它違背婦女的意志，強行與婦女發生性行為。強奸犯罪不僅摧殘婦女的身體，而且摧殘婦女的精神。因此，各國在打擊強奸犯罪的過程中，出臺了一系列強制性措施。比如，在美國的一些州禁止強奸犯與少年或者婦女近距離接觸，即使刑滿釋放，也必須在自己的住處掛上特殊的標記，以防止婦女兒童不小心走進他們的住宅，處于危險之中。這種帶有強烈社會歧視的做法，顯然不利于刑滿釋放人員重新融入社會，但當地司法機關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無辜善良的婦女兒童。

現在，包括韓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正在推動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采用所謂荷爾蒙療法，通過向被告人注射睪丸酮等藥物，從而使被告人失去性欲。6月29日，韓國國會以137票贊成、13票反對、30票棄權通過了“對于以兒童為對象進行性犯罪，為了防止重犯或者習慣犯罪的預防和治療法案”，決定對年齡19周歲以上的被告人采取荷爾蒙治療手段。根據這項法案，如果對兒童實行犯罪，那么，在釋放出獄前兩個月開始荷爾蒙治療，最長時間可達15年。

現在非洲和歐洲已經有多個國家考慮采用荷爾蒙治療的方法，減少強奸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而捷克和美國的一些州已經采用類似手段懲治性侵害犯罪行為。采用荷爾蒙治療是否能減少性侵害犯罪，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明確的統計數據，但是，這種刑罰方法卻把人們帶入到刑罰技術主義的誤區。

眾所周知，刑罰是一種社會行為矯正制度。該項制度通過剝奪犯罪人的行為自由，從而逐步恢復他們的人性，并且在尊重他們人格尊嚴的基礎上，讓他們重新回到社會。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實行荷爾蒙治療，可能會讓“被迫治療者”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不被社會接受的特殊動物，他們的心靈會遭受致命的創傷。刑滿釋放之后，犯罪人表面上恢復了自由，可是，他們的性欲卻無法恢復自由。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娶妻生子傳宗接代，也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有正常的性生活。從表面上來看，他們恢復了自由人的狀態，但是，恢復的只是他們身體的一部分，他們必須時刻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從生理的角度來看，這種刑罰比中國古代的宮刑相對人道，至少他們還保留著生殖器官，但是，恰恰是這種生理的反差，使他們精神變得煩躁不安，在處理各項事務的過程中很容易走向極端。艾倫·圖靈的悲劇向人們揭示了這種刑罰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危害。所謂荷爾蒙治療摧殘的不僅僅是行為人的身體，還包括行為人的精神。

在刑法的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自然主義的刑罰理論。譬如，一些人認為，某些個體天生具有犯罪的傾向，通過DAN檢測可以事先把這些人從人群中篩選出來，然后對他們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防止他們的犯罪行為給他人或者社會造成危害。換句話說，某些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們的基因成為他們犯罪的依據。在這樣的刑法理論指導下，某些人會成為社會特別關注的對象，成為司法機關重點看管的犯罪嫌疑人。他們不能像正常人那樣享受生活的樂趣，他們必須為他們的某些自然屬性付出代價。

犯罪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由于文化傳統不同，社會關系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所以，各國打擊犯罪的規則也不相同。即使在強奸這個古老的犯罪問題上，各國的規定也有明顯的差別。現在，各個國家的刑法學家都逐漸地意識到，犯罪不僅僅是一種生理現象，也是一種心理現象，在人際交往日益復雜的社會，刑法既要考慮到懲罰作用，也要考慮到預防功能。不能為了懲罰犯罪而采取極端的刑罰措施，從而使整個社會變得更加恐怖。（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