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針對北京人口持續快速增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專題調研，建議對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實行強制退出機制，簡單地說，就是壓縮外來低端勞動力以控制人口總量。

且不說將調控對象分為三六九等是否符合時代精神，也不說“低端”、“高端”將如何界定，僅僅以“北京是大都市”為由，就要壓縮“低端勞動力”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思路誤區。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越是大都市，就越需要“低端勞動力”。

城市大，就意味著需求多，功能多，城市包袱重，也意味著各項建設需要、服務需求也水漲船高，有更多的臟活、累活、雜活，需要“低端勞動力”去完成。當代大都市是老齡化社會，由于特殊的國情，類似北京這樣的大都市，更存在著城市家庭結構倒掛、合格勞動力、尤其是低端勞動力數量有限的明顯特征，偌大的都市，既有富裕者、小康者，也有普通的工薪階層，甚至都市貧民，他們同樣需要各種各樣的服務，如護工、早餐、搬運、修理、零售、裝修等，壓縮小企業、小門店，無異于人為削減對這批占北京市民相當比例人口的服務，降低這些北京人口的生活素質。

任何一座大都市都不可能只有CBD沒有平民區，只有精品店沒有小商鋪，只有高端消費沒有大眾消費，本土的、引進的高端人才越多、高端產業越發達，為之服務的第三產業，以及從事于這些產業的低薪人口也越多，社會結構和社會需求也越復雜，就算將這一切都“本土化”，但這些“本土化”服務機構里工作的低薪人口，難道也要“被CBD”？很顯然，壓縮小企業、小門店，驅逐外來低端勞動力，最終很可能導致一個與調研者、提案者初衷背道而馳的結果，即讓北京這座大都市，成為一座功能單一、色彩乏味、缺乏活力和層次感的，不適合許多人居住的“不可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