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約固然不可以視為權利，但問題是不是還有另外一面，即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是否可以看作權利。工人進廠時，招工條件由資方開出，固然等同于契約；但工人作為個體并沒有討價還價的條件，他是接受了這個契約，并沒有參與契約的制定。在這個意義上，這份契約看似平等，但也隱含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另外，契約既定，如果若干年未變，但工廠規模擴大、工人數量增加，這意味著資方利潤的增長。然而，假如增長的利潤更多投入到擴大再生產的規模上，而工人的工資總量卻一直沒動。在這種情況下，工人是否有要求增加工資的權利呢？

推論至此，我個人斟酌認為，即使在契約的約束下，工人依然應該有要求增加工資的權利。如果說工人進廠時，那份契約并沒有包含工人的意見，當工人進廠和資方結為一個共同體后，它可以也應當有表達自己看法和訴求的機會，這當然也是一種權利，并且是重新簽訂契約的權利(契約不是一成不變的)。該權利在行使時，可以是個別反映，可以是聯名上書；如果這些都未奏效，邏輯上它也可以是罷工。這都是權利行使的方式。

在這個意義上，我傾向于不妨視罷工為一種權利。何況在現實情況下，工人相對于資方，畢竟還是弱勢。認可工人罷工的權利，也符合羅爾斯制定社會正義原則的一個原則，即在社會和經濟狀況不平等的情況下，公正原則的制定應當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工人，或稱農民工，正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的“最少受惠者”。當然，這里必須恪守權利對等的原則，否則對資方也不公正。如果工人有罷工的權利，那么資方則有解雇罷工者的權利、不發罷工期間工資的權利等。并且，當工人加薪的要求滿足后，由罷工期間所造成的企業損失，則應由勞資雙方同時承擔。

如果罷工可以視為一種權利，那么，開頭那個實質上是禁止罷工的提案就行不通了，它不符合保障公民各種權利的憲法。當然，正如立法不可以禁止權利，而權利一旦侵害他方權益，法律卻可以提起訴訟。因此，法律的作用，不是在罷工前，而是在罷工后，尤其是當罷工出現打砸機器、毆打管理人員等暴力行為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