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位參與報道紫金礦業污染事件的媒體記者表示，采訪期間他們遭遇了紫金礦業的公關。一家財經類雜志福建記者站聲稱旗下公司收到一筆來自紫金礦業的6萬元“廣告費”。而至少6家媒體的記者對記者證實，他們受到了面對面的“信封”公關。（中國青年報7月26日）

被媒體視為“中國新聞界恥辱的一幕”——2008年山西洪洞縣煤礦礦難后，真假記者爭相恐后趕往出事煤礦領取“封口費”一事歷歷在目。事發后，在媒體鍥而不舍的關注下，5名涉案人員最終鋃鐺入獄。不過，這樣的嚴厲懲戒顯然無法有效警醒后來者，比如頭戴“央企”桂冠的紫金礦業。對已動用“刑罰”這樣的真格，居然還不能令意欲向媒體輸送“封口費”的后來者“足戒”，這本身就很值得反思。

無論是前番洪洞縣的礦難，還是紫金礦業此番的污染事件，“封口費”均發生在出事企業與媒體之間，表面看這是一種雙方或者某一方占更多主動因素的骯臟交易。特別有必要指出的是，像這樣的“封口費”事件，其所涉媒體居然一個不漏，見者有份，這從側面或表明，“封口費”已經成為一些出事企業所謂危機攻關的“潛規則”與“硬成本”。

就“封口費”事件而言，整肅新聞隊伍很有必要，加大懲戒力度也是應有之義，但“封口費”事件打而不絕或可如此解讀，出事單位如果有效封住了新聞監督這個“口子”，現實中存在減輕被懲罰的可能。正因為存在足夠激勵他們不惜冒險一試的“收益預期”，所以才會有一方面涉“封口費”事件的當事人被法辦，另一方面“封口費”又接連出籠。

出事單位的“收益預期”到底是什么？是盡可能避免公開地調查，只要繞開了公眾的視線，處理往往“酌情三分”。雖然重大事故的調查處理還算及時，但離社會輿論一再呼吁的第三方調查機制距離尚遠，其公信力更是飽受質疑。現階段，能促使調查與懲戒機制向公開公正方向發展的，唯有媒體的強力監督。實際上，一些地方卻不乏對新聞監督區別化對待的現象，而當少數幾家媒體承載向公眾傳遞真相的責任愈重，意味著被“封口”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對出事單位而言，如果能夠啃下媒體這塊“骨頭”，即便花費一些代價，相較因公開后可能出現的嚴重處理后果，這樣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在暗處的花費自然“很劃算”。

換種思維來看，如果對紫金礦業污染此類重大公共事件的調查處理，從一開始便能規范到公開公正的軌道上，公眾既可以在紙媒、電視、廣播、網絡等多種渠道第一時間內方便地獲悉更為詳實的調查信息，又能夠透過多種機制，方便地傳達對事件的關注與種種疑問，以此倒逼調查機構在工作中更加公開公正，試想，出事單位就是想封住媒體這個“口子”也十分困難，而且也無甚意義。

這也就是講，對“封口費”現象不宜僅局限于簡單的懲戒，而應在構建陽光的調查處理機制方面下大力氣，積極引入第三方調查機制，努力拓展信息公開渠道，力除為媒體設置的親疏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