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再給卓登先生一個機會，他還會不會像二十多年前那樣，將122件于右任書法作品及一個筆筒慨然捐贈給陜西咸陽市政協？答案多半是不會。不僅因為文物的升值，更是因為，捐贈需要熱血，而他的心已冷如死灰。

據《三秦都市報》6月20日報道，1986年，卓登行此壯舉，將父親卓敬亭（曾擔任于右任的衛士長）傳下的于右任書法捐給了剛成立的咸陽市政協。于右任號稱當代“草圣”、“書圣”，其書法乃是大師手筆，字字千金，他是陜西三原人，祖籍涇陽（屬咸陽市），卓登同樣是涇陽人，不可能不知道于右任作品的價值之不菲。他之捐贈，換來了咸陽市的城市戶口，并成為咸陽市政協委員，這種交換，遠遠算不上等價，卻因時代與制度的局限性，也許還被人認為是卓登占了大便宜。

十余年后，卓登求索于右任書法之下落，甚至還在政協會議期間上交提案，終無結果。他懷疑這些文物被政協官員私分了。求助于媒體，不成想引出了更大的糾紛。有當事人稱卓登捐贈的一些于右任書法作品因無于氏題款，價值不大（記者根據捐贈登記表證偽了此說）；更有人威脅他“小心你的頭”。

不必過度揣測卓登追究捐贈品之下文的動機，是為了私利，還是一片“公心”在玉壺。哪怕他的目標僅僅是當年政協答允給他的一筆錢，以及10件于右任作品——這些皆從未到賬。很多時刻，動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從動機到結果的過程，是否符合正義，是否能夠推進正義的累積和建構。

與其深挖卓登的動機，不如發力于紛爭的真相，盡早破解羅生門的迷霧。卓登到底捐贈了多少文物，有多少是贗品？是騾子是馬，牽出來遛遛。卓登已經向媒體公布了當年的捐贈登記表，每一筆捐贈物之明細，歷歷在目，其上有咸陽市第一任政協主席劉長凱、秘書長路樺等當事人的簽名，還有政協的公章，可為佐證。咸陽市政協若想自證清白，就不應該像現任咸陽市政協主席李效民那樣推三阻四，將責任往已經退休的前幾屆領導頭上推，于公于私，這皆非上策；他們是不是應該拿一些干貨出來晾晾，以正視聽？

否則，就印證了卓登的指控可信。司法機關便應適時介入。據《文物保護法》第49條：“文物行政部門和國有文物收藏單位的工作人員不得借用國有文物，不得非法侵占國有文物。”不過，中國《刑法》并未專設“非法侵占國有文物罪”，只能參照貪污罪進行處理。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哪怕侵吞于右任書法作品的政協官員已經不在人世，追回國寶，依然功德無量。

可怕的不是此事由于多方推卻、公權力不作為，最終無疾而終，而是因此冷了捐贈者的熱切之心。國寶有價，愛國無價，一味任由前者壓倒了后者，國家對于國民的魅力則如其公信力一樣日漸淪喪。從此《國家寶藏》的書寫權專屬于美國佬，我們只能拍《三國》，虛構一個9歲的孫權，讓他說出傳國玉璽是一大禍害的硬道理。

可悲者不僅有卓登，還包括于右任先生。他生不能歸故土，死后連作品都不得安生，被故土的公權力者所敗壞。若于先生泉下有知，唯有再唱一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