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飆車炫富”到“接班創業”，“富二代”一直以來都是社會爭議的焦點，盡管原江蘇省副省長吳瑞林認為，中國90%的家族創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95%的子女卻不愿意接班。然而相關媒體近期的披露卻指出，絕大多數的民營企業家認為子承父業是天經地義，“富二代”從一出生就被打上了“繼承”的烙印。并且他們接班之后每年至少要保證創造20萬億元的財富。

如果中國的“富二代”都能像白手起家的父輩一樣艱苦創業、穩健發展，甚至在父輩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建立類似韓國三星這樣的國際知名品牌，那么無論是對家族企業，還是中國經濟來說，無疑都是重大的利好。

然而，這一希望的實現必須建立在“富二代”的人生理想和目標與其父輩和社會所期待的方向一致上面。如果果真如《民企二代生存現狀調研報告》顯示，72%的“富二代”認為現在和父輩時代的成功模式有很大不同，49%的“富二代”不贊同父輩的經營理念，那么至少半數以上的“富二代”人生理想和價值觀與父輩存在較大的差異，甚至其中相當部分在未來是其父輩們無法通過訓練熏陶所改變的。

試想如果強制這些“富二代”接過父輩的槍，那么他們也無法承擔起家族企業與社會共同進步的歷史重任。并且按常理推斷，奧運冠軍的兒子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會成為奧運冠軍，更何況智慧與閱歷的增長與個體不可復制的人生經歷和磨難密切相關。縱然二代能夠勉為其難接班，其實現二次創業和奮斗的能力很可能遠遜于父輩，背負的殷切期望很可能成為其人生旅途中的艱難重負。

更何況絕大多數情況下，人都是有惰性的，“富二代”天生具備了常人需要極其艱難努力才能獲得的巨額財富積累，而這些財富足以使其過上“窮二代”難以想象的奢華生活。因而一旦父輩的壓力減弱，逃避或者變賣家族財產，去過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將成為他們自然而然的選擇，父輩和社會縱然有萬千期待亦不可能時刻強迫其做出違背自己本性的事情。

從西方發達國家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家族企業和職業經理人市場是相伴而行的，然而對于大多數大型家族企業而言，家族股份掌握控股投票權、職業經理人負責日常管理已經成為當前主流模式。因而“富二代”退出直接經營管理已經成為歷史性趨勢，對于“富二代”接班無需過多強制或脅迫。

從尊重“富二代”個人發展的角度來看，自己感興趣的人生目標和理想應該是其未來主要發展的方向。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后，科技和文藝出現了巨大的發展，其中為數眾多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均可算得上是“富二代”，父輩積累的財富通過信托基金等模式，使其有充分的時間和自由去鉆研自己的興趣。這些“富二代”所取得的社會和歷史貢獻，甚至遠勝于其原始財富積累的父輩。這也是中國未來“富二代”實現自我價值與回饋社會的最佳趨向，此前社會出現的集體培訓“富二代接班”絕非順應其本意的發展方向。

事實上，很多“富一代”往往就是貧寒低微，但這并不影響他對社會進步的貢獻。而一旦社會片面強調“富二代”接班，忽視了為普通公眾提供起點的公平和安全，那么社會財富和階層自由流動的通道就會關閉，社會矛盾和貧富差距就會激化，屆時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來實現社會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