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重慶三姐弟在水庫玩耍時溺水，正在附近鍛煉的渝北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馬強跳入水中救起2人，不留姓名悄然離開。29日，獲救者一家10余人請來鑼鼓隊找到馬強。獲救姐弟倆撲通在馬強面前跪下表示感謝。馬強婉拒謝意，稱3個落水孩子只救起來2個，感到很內疚。（5月30日重慶晚報）

時下，做了好事，卻藏著掖著不留名，直至組織出面才被迫現身，這種現象已是少之又少。按照當事人說法，不留名、不現身是因為還有一人沒有成功救出，自己深感內疚。

也許，在當事人看來，自己挺身而出，并非為了揚名，甚至也沒有想到盡什么責任、體現某種精神，可能只是出于一種本能。因此，根本不需要大肆宣揚，自己也不習慣被當作“恩人”隆重跪謝。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其它難以言表的隱情？

目前，社會上不少人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則，南京小伙彭宇“扶人被訛”事件距今并不遙遠，馬警官跳河救人，“沖動”之后有沒有擔憂、顧慮和后悔——如果得救者家人蠻不講理，不但不會感謝，反會責難為什么還有一個沒有救上來，是否施救不當，甚至認為孩子落水是否由施救者造成，從而追要天價索賠。

其次，由于提倡見義勇為，雖然社會從來不缺少英雄，但見義勇為做好事還是一種稀缺行為。一些單位和組織為了褒獎見義勇為者，激勵社會風氣，甚至將提拔作為一種獎勵方式。外人是否猜測，公安分局局長跳河救人，動機就那么單純，會不會是為了自己受到獎勵和提拔？積毀銷骨，如果因為救人給自己帶來“不虞之譽”，那將會得不償失。當然，這種非典型猜想反映了社會的浮躁和功利，衡量出社會的精神單薄。

低調救人，讓人首先想到的是品行境界的高尚，而在一個個具體環境下，見義勇為者既流血又流淚，可能要付出無法預期的代價。在見義勇為的制度性短板一時難以奏效的現實下，警官救人之后選擇低調，也就不難理解。

“低調救人——尋找現身——孩子跪謝——組織嘉獎”，總算讓事件有了一個完美結局。但是，警官低調救人背后的那些非典型答案，同樣值得我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