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在北京大學的“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看了一場電影，片名叫做《奇跡背后》，記錄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家電公司RCA在臺灣一座工廠的污染問題。“奇跡”指的當然是臺灣在那個年代創下的“經濟奇跡”，“背后”則是工人與環境為此所付出的慘重代價。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一段埋藏已久的記憶：原來那家害得許多工人患癌致死的工廠離我家并不太遠，而我家附近也有一些大型的美資工廠。我想起了一條小河，每天下午5點左右會漸漸變紅，河面還浮著一層淡淡的煙，氣味嗆鼻。我想起了那些女工，每個人的樣子都很像，模糊不清。

關于我親身經歷過的那段“奇跡”年代，我似乎只記得一堆和我沒有任何切身關系，但又非常宏大的字眼，比如說“十大建設”、“經濟起飛”和“東亞四小龍”。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我會忘了自己曾經聞過的氣味、曾經目睹的景象，卻記得一堆數字名詞與觀念？是什么讓我對具體實在的“背后”視而不見，見而不存，卻留下了滿腦子抽象疏離的“奇跡”與“起飛”？

我當然是要說今天的大陸，這座獨一無二的世界工廠，只不過現在的大陸與當年的臺灣還是有點不一樣。在臺灣，許多知識分子是在后來才取得了音量夠大的話筒，提醒大家奇跡背后是至今未合的傷口；在大陸，同一批學者前幾年還在批判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后帶來了許多問題（例如遍地開花的“血汗工廠”），如今他們卻忽然告訴我們原來中國走對了。原來我們不是世界工廠，我們這叫“中國模式”。

然后世界工廠的代表，世界第一大電子代工廠富士康連續發生了12名員工跳樓身亡的事件。

如果說我的臺灣工廠記憶是被抽象取代了具體，因而可怕；我現在擔心的則是個案蒙蔽了一般，反而看不見更廣泛或者說更“結構”的問題。媒體同行全面而深入地調查了富士康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以及其中工友的處境，為我們理解那些神秘的連環自殺事件引入了許多可靠的線索。可是坦白說，看完這些報道和評論之后，我不覺得富士康有什么特別。并不是說它“不特別壞”，而是和其他工廠對待員工的方式比較，它在各方面都不算太獨特。人情的淡漠，工友之間關系疏離，高密度的勞動，機械化的動作，不加班就賺不到足夠的收入，這一切全是問題。可是，我在很多關于廣東一帶工廠的研究報告里也都曾見過這些問題。難道這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嗎？富士康觀瀾廠區有40萬員工，有沒有人調查過要是按照同樣的人數規模計算，全中國走上同一條絕路的工友又有多少呢？簡單地講，這12條人命也許不“只”是富士康的問題，而是全中國工人處境的問題。

凡是富士康事件里看起來很奇怪的事件，只要一放到更寬闊的層面，都會變得十分“正常”，例如工會的角色。本來我一直感到納悶，都已經死了8個、9個、10個、11個、12個員工了，怎么等啊等，就是不見他們的工會出來公開說句話呢？換作其他國家和地區，說不定工會領袖早已發動罷工，或者至少要召開員工與資方的談判大會。但是大老板來了，深圳副市長也來了，富士康的工會領袖在哪里呢？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我還聽說有人為那些年輕工人的“短視”不值，說他們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何必尋死？這也令我相當吃驚，畢竟這個國家人人都念過點馬克思，知道個體和結構的分別吧。當馬克思說“工人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時”,他說的可不是個別工人，而是一整個階級。如果你把自由理解為個體的事，你甚至可以說工人還有選擇什么工都不干然后餓死的自由呢。富士康的工人當然有選擇去其他工廠打工的自由。但那是種什么樣的自由？其他的選擇又會有多大的不同呢？在今天的中國竟然要辨析無產階級的自由問題，連我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用“中國模式”之類的美麗言辭去遮蔽工人個體的苦難固不足取；過度集中地強調富士康的特殊性，恐怕也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何不把眼下的悲劇當成可以切入的樣本，一方面照穿“奇跡”的蒼白，另一方面發掘個案背后的整體，從12條人命看見一整代中國工人的存在。

（作者系鳳凰衛視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