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嚴重偏離普通民眾承載能力的房價，已成為各項政策打擊的眾矢之的。去年底以來，不僅調控政策開始表現出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的指向，更為重要的是，貨幣政策收緊的態勢將會發揮出釜底抽薪的作用。當下不僅房地產開發貸款被嚴管，買房者的購房貸款也受到嚴控。且不論二套房貸政策早已在各地被嚴格執行，就連購房者原本可輕松享有的首套房貸利率7折優惠，現在也平添了不少新的要求。在資本市場上，監管部門開始延緩房地產企業的再融資申請，已有多達30多家房地產企業的融資計劃被積壓拖延。對于嚴重依賴資金供給的房地產市場而言，資金鏈條斷裂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此外，行政力量還在其他方面出手，綜合強化打壓樓價飆漲的政策指向。例如，今年初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就特別提醒中央國有企業，要慎重進入股市、房地產和期貨等高風險領域，已經進入這些領域的，要規范程序，嚴格考核。而且從2010年開始，國資委在對央企考核中將對非經常性收益減半計算。又如，南京率先收緊了住房公積金貸款，將個人住房公積金最高可貸額度由30萬元降為20萬元，同時暫停發放二次(含)以上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凡此種種舉措，無不是向市場發出政府調控樓市的明確信號，深圳等一線城市樓市陷入膠著可謂必然。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樓市歷來都是各路游資投機的重災區，針對由此產生的價格泡沫著實需要重拳出擊進行規制，但接下來又應該如何對這些游資進行合理疏導呢？今年初，海南“國際旅游島”概念吸引了4000多億元的資金大舉流入瓊島圈地，而在此之前，已有一批從山西煤礦等領域撤出的浙商資本潛伏在海南房地產投資布局。民間資本的敏銳嗅覺可見一斑，這也是他們在改革開放之初獲得巨大成功的關鍵。但是在當下，這一市場榜樣的帶動作用卻已經變味，更多地跟炒房、投機等詞語聯系在一起。

追根溯源，恰恰是民營實體資本發展模式的桎梏束縛了民間游資合理流向。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盈利機會較多而競爭卻不足，民營資本能夠獲得與辛苦努力相對應的利潤空間，而當前民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率嚴重不匹配，是讓民間資本走向樓市投機的重要助推因素。可見，政策在打擊游資炒房的同時，也應當正視民間資本的現實困境，掃平制度障礙。具體措施包括：全面開放包括金融、能源、公用事業在內的行業準入；通過稅收等杠桿對企業研發提出鼓勵，提升民營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等。唯有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調節作用，納入正常投資渠道的民間資本才不再會對高風險的投機行為有諸多眷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