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墜樓事件正在持續發酵，中國高校近期連續發生幾起自殺事件亦引起社會關注。先是北京郵電大學一男生一女生分別跳樓身亡，不久后，南京林業大學一女生在宿舍內上吊自殺。更早些時候的“華為自殺門”仍讓人記憶猶新：2008年初，在十天之內，兩名華為員工分別在成都和深圳跳樓自殺。

求生是人的強大本能，自殺意味著生命的自我終結。可以想象，一個人將陷入怎樣痛苦深重的困境而又不得紓解，才會選擇這一極端形式。在現代，自殺是一個世界性問題，一些國家甚至出現過集體自殺現象。自殺自古有之，在現代尤其顯著。

所謂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生產技術概念。現代化會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帶來改變和影響，也同樣會給人的生存狀態、心理狀態帶來影響，從而造成與以往時代迥然不同的人的精神困境與危機狀況。當排遣、疏導等社會干預不足時，自殺也就很容易成為一部分人從精神危機中解脫出來的極端選擇。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劇烈調整期，社會整體形態在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對于前者來說，社會轉型必然帶來利益調整、階層與人際沖突等系列社會問題；對于后者而言，工廠化的生產狀態，高節奏、高壓力的生活狀態以及孤獨、疏離、冷漠、厭煩等情緒，則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典型特征。

在處于類似歷史階段時，西方社會就曾出現過精神危機的高峰。比如，根據西方社會學家的研究，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中后期，自殺率在西方幾個主要發達國家里增長了3到5倍。這個時期，正是發達國家工業化在加速積累，現代化進程在加快。

精神危機問題客觀存在，我國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精神危機事件在很多時候仍被看作是敏感話題，回避、躲閃，不愿正面觸及。這一方面表現為通過語言表述來稀釋問題，比如許多自殺者被分類為服毒者、服藥過量者、抑郁癥患者或者非正常死亡者、非他殺死亡者，自殺這一精神危機問題被臨床醫學、精神病學或者刑事案件等問題遮蓋了。另一方面，一些自殺事件還被當做負面事件，影響一個機構或一個地方的形象，因而需要進行信息披露上的約束和控制。

作為精神危機的自殺，與因拆遷等問題自焚不同。后者是一種抗議形式，有明確的社會訴求，以制造社會影響而不是以了結生命本身為目的，屬于具體的社會治理問題；作為精神危機的自殺，與貪腐官員的畏罪自殺、與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殺也有不同，后者分別對應于具體的問題領域和負責機構。

精神危機并不是罪惡，一個現代人總難免陷入這樣或那樣的精神痛苦和困境。接二連三發生的精神危機事件，提醒社會需要正視這一現實。正視精神危機，首先就要將它作為一個獨立問題、一個將與現代化進程長期伴隨的問題，與其他問題區別開來，不能混為一談。正視現代社會的精神危機，也意味著這不完全是個人的事情，不完全依靠個人的自我調整，而是需要作出社會組織和制度上的種種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