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發社會對收入分配不公詬病的幾大因素中，理應成為調節收入差距的稅收杠桿被認為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拉大了貧富差距。記者進一步的調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稅收監管在富貴階層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區”，由此造成了貧富階層實際稅負不公。（《經濟參考報》5月17日）

稅收原本是縮小貧富差距的調節器，如今稅收卻呈現了“逆向調節”新傾向：工薪階層和中小企業，“挖地三尺”也要收上來，富人和大企業，則成了偷逃稅的“主力軍”。稅收成為“逆向調節”的根源，除專家指出的監管乏力外，還有幾點重要因素不容忽視。

一方面，制度上的“管涌”，是稅收“逆向調節”的滋生土壤。長期以來，我國稅收制度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出現制度上的管涌。譬如，個稅征管體制不完善，監管模式滯后，使個稅申報依然“賴”上工薪一族，私企老板、自由職業者、個體工商戶則寥寥，那些被列為高收入人群相對集中的行業，申報人數也相對較少。

與此同時，納稅環境的不盡人意，讓“逆向調節”成為可能。無論是地方政府對重點企業的特殊保護，還是人們偷逃稅的態度，都不盡人意。譬如，假如讓一個人去偷東西，這個人會很堅決地拒絕，因為這樣做有悖于做人的原則，但是我們會發現，有些人雖然不去偷東西，偷起稅來卻理直氣壯。可以想見的是，在這樣的納稅環境影響下，哪怕是一些名人富商，出現偷逃稅的概率，想必都會大大提高。

此外，法律法規的“疲軟”乏力，使稅收成為“逆向調節”的加速器。盡管在法律上對偷逃稅有著嚴厲的規定，可是，自稅收征管法實施以來，因為偷逃稅而坐牢的可謂鳳毛麟角。或許，正是由于稅收法律在執行過程中的“疲軟”現象，不少富人在偷逃國家稅款上，變得變本加厲，偷逃數額屢創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