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一個財力只有3000多萬的貧困縣，2000年計劃斥資60億元建新城，結果留下一堆“爛尾樓”。當地官員稱系領導拍腦袋做決定，但迄今無人被問責。至今仍欠幾千萬工程款，縣領導需躲建筑商上門討欠款。媒體估計該縣完全還清欠款需要50-80年。（東北網5月15日）

貧困縣60億建新城成爛尾樓，我認為“問責匱乏”是最大的誘因，它就像一劑“慢性藥物”，漸漸地腐蝕進而滲入骨髓，不治而爛。讓人不解的是，貧困縣擬斥資60億建新城留下大量爛尾樓，迄今為何無一人被問責？可以這么說，責、權、利不清晰，導致了爛尾樓的慢性毒發。

其實，在這件事上完全可以通過追究官員確實應承擔的責任，促使官員更好地行使手中的權力，不斷提高管理水平，使官員真正擔負起責任。遺憾的是，出現大量爛尾樓，問責卻得不到體現。似乎每一起事關公共利益的事件，都會掀起了一股問責風暴，有關領導都被“問責”。為什么60億元建成的爛尾樓，問責竟是無動于衷呢？這無疑是不正常的。

按理說，只要在權力范圍內出現某種事故，必須有人為此承擔責任。60億建新城成爛尾樓無人受責，我認為如果沒有一個操作性很強的問責法律體系，問責制度將可能難以發揮出應有的制度效應。再說，所謂的“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僅僅限于重大安全事故領域，對其他領域應擔負領導過失責任的官員，尚未納入問責范疇，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簡言之，目前問責機制大多還鎖定在人命關天的大事上，尚未引入決策失誤、用人失察等領域，這是造成大量爛尾樓無官員受處分的癥結所在。

“問責匱乏”看似不重要，但它卻是爛尾樓毒發的“慢性藥物”。再者，問責的適用范圍過于狹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事后責任追究，而忽視了對決策、用人、工作績效和廉政建設責任的追究，使問責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約束行政權力，“拍腦袋工程”下的大量爛尾樓焉能不出現？

一言以蔽之，爛尾樓工程要達成官員被問責之愿，務必建立健全官員問責制度，以法律或條例的方式規定向誰問責，誰來問責，如何問責。只有讓“問責”范疇得以延伸，把責任“歸位”，讓監督“強硬”，對決策失誤的官員一律追究責任，使官員樹立一種高度的責任意識和危機意識，才能防止大量爛尾樓的再度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