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作海冤案無疑是最近輿論的焦點。這個歷時11年的冤案也給了公眾一個反思我國司法體制，以及輿論監督與司法互動關系的機會。

之前，筆者曾發表《刑拘“趙作海案”警察，又一次違法的開始？》一文(5月14日《東方早報》)認為，刑拘11年前刑訊逼供趙作海的警察，引來公眾的喝彩聲一片，但這可能蘊含著一個嚴重的法律錯誤，甚至可能是又一次違法的開始。因為《刑法》第87條明確規定：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過5年后就不再追究。而《刑法》第247條規定：刑訊逼供罪的最高刑為3年。即刑訊逼供罪的追訴時效為5年。所以，11年前的趙作海案原則上已經超過法定追訴時效，司法機關不能追究這一罪行。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節，如：趙當年已經提出控告，而沒有立案；三名警察還有其他罪行尚在追訴時效之內等等。結果受到網民海量的“板磚”。為什么司法機關一個有明顯違法之嫌的決定，卻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呢？是民意錯了嗎？問題出在哪里？

而且，筆者還發現趙作海的冤案形成，正是一步步走在公權迎合“民意”的異化之路上。

11年前，當地井里發現無名尸體，為“保護人民群眾安全”，公安系統內部有所謂“命案必破”的規定，結果趙作海受到了警方殘忍的刑訊逼供，屈打成招。

2002年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清理超期羈押的工作，當年河南省的成績斐然，“到2002年底，河南省清超5000余人，遺留超期羈押案件20余人，基本實現無超期羈押”。這5000個“清超”人員中就有趙作海。當時趙案由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陷入不審不放人的僵局，超期羈押兩年。為了應付這次大清理，當地政法委違背“疑罪從無”的法理，強行決定給趙定罪。

當然，錯不在公眾要求警方偵破刑事案件，錯不在公眾要求清理超期羈押，而是在于民意常常以“民憤極大”的極端形式出現，高層往往將此作為一項考核指標層層下壓到基層，基層又出于對上級負責的權力邏輯，不惜一切手段完成任務。

所以，公眾要求“命案必破”，結果是刑訊逼供；公眾要求清理超期羈押，結果趙作海被定了罪；公眾要求追責冤案，公權力就可能突破法定追訴時效，去刑拘當年刑訊逼供的警察……民意永遠正當合理，卻在權力的運作過程中變形、扭曲，最終民意異化為反民意。

這其中有著深層的原因，非一日之工可解。目前作為有責任的媒體和公民，在與政府行動的互動中，應對司法運作、政府能力和責任有理性認知，權衡政府行政、司法政策的利弊得失，最終使民意與政府行為良性互動，而不是呈現出趙作海案里那種惡性循環。

以刑事犯罪的破案率為例，媒體、政府不應當無限制強調“命案必破”、以中國的高破案率為榮，這都是有代價的，有必要向公眾解釋清楚。比如據官方通報，2005年我國殺人案件的破案率達到87.2%，已接近日本、德國的破案水平，超過了英國(87%)、美國(63%)。這個光鮮數字背后的事實是：個別基層警方的刑訊逼供，車輪戰、疲勞戰等層出不窮；個別地方的警方為了追求高破案率，搞“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即不破案子就不立案、先破案子后立案)。作為輿論理性回饋政府行為的起點，信息應該是多元化、多維度的；而傳統戲劇式的“非黑即白”的正義觀是反現代法治精神的。所以理性的公共輿論意見，不應要求警方“有案必破”，必須認清警方有時候真是“無能”為力的；相反，如果警方真的是“有案必破”，那么傷害的還是公民的合法權利。

現代法治是多維的，有利弊得失的，它不是萬能的，它只能以最大的程序正義保障正義的實現，但不能絕對杜絕冤案，也會放走壞人；并且法治的觀點常常與公眾的意見是相左的。我們愿意承受這樣的“法的精神”嗎？法治是一個理性民族的成熟標志。希望對趙作海冤案的思考不要僅停留在“殺人償命”的表面。

(作者系上海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