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個簡單的例子，加油站準入限制歷來是“玻璃門”的典型案例。商務部的相關文件規定，設立加油站的油庫容積和注冊資金為1萬立方米和3000萬元，由此導致很多民營資本無法開設經營加油站業務。從這個角度講，如果商務部將油庫標準降低到5000立方米，注冊資本降低到2000萬元人民幣，是否就是落實了“新36條”政策精神呢，而這樣的細則市場能否滿意？誰又能夠說應該規定2000萬元的注冊資金而不是1500萬元？在中國的縣級區域油庫規模3000立方米就能基本滿足需求，由此是否降低標準就更能夠體現市場開放，而標準稍高則會被譏諷為“作秀”？其間的“度”行政部門根本無法把控。可見，所謂“等待細則”其實就是等待新的行政管制，不過具體的管制程度或許會放松一些而已。

顯然，這樣的結果并非兩個“36條”文件的本意，真正開放的市場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所謂的實施細則，“細則”只會限制市場準入而不會去鼓勵開放。因此，要想真正落實對民營經濟的開放政策，其前提是必須要清理和取締一切限制性文件，特別是那些名為“指導意見”實為市場管制的行政文件，徹底讓市場決定所謂的準入門檻。仍以加油站為例，企業對油庫規模設計偏低則無法滿足需求，設計規模偏高則成本過高，究竟多大的油庫規模最適合當地市場需求，應該讓企業自己去摸索。

取消行政干預還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則是要對民營經濟真正做到一視同仁。盡管“新36條”中大量條款表示要“鼓勵”民營經濟，但筆者并不奢求調控政策能對民營經濟給予特殊優待，能做到無論經濟屬性一視同仁就已經是巨大進步了。比如，金融危機爆發導致航空公司全行業虧損，但不同屬性的企業所獲得的政策救濟卻大相徑庭。國有航空公司都得到數十億元的財政補貼，而民營航空公司只能自己死扛，最終導致本就為數不多的民營航空公司更加弱勢，甚至直接退出市場。同樣的差別待遇在成品油市場和金融市場也存在，其結果就是很多民營企業并不是輸在市場競爭上，而是敗北于政策救濟的天壤之別，這一差別同樣是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

總之，要 “新36條”真正給民營經濟帶來春天，最有效的辦法并不是那些政策條文，而是一視同仁對待所有市場主體的政策決心。 （馬紅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