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論壇雜志組織的當前黨政干部的閱讀狀況調查，得到80多家單位的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共發放問卷11000份，回收有效問卷10047份。調查顯示，盡管75.5%的領導干部對讀書的重要性高度認可，大多數黨政干部比國人平均閱讀時間還少。（2010年5月7日《中國青年報》）

這么多年來，干部給我的感覺總是兩個字，即“很忙”。因此，對于“大多數黨政干部比國人平均閱讀時間還少”的調查結果，我一點都不吃驚。不管是出于為自己撐門面的動機，還是確實想提升自身的修養或能力，大多數干部并非不愿意多讀點書，但是，大多數干部確實抽不出時間或靜不下心來讀書。

對中國官員的日常生活的描寫，最形象的莫過于袁中郞。明萬歷二十三年，27歲的袁宏道出任吳縣縣令才不久，便給好友寫信，大倒其苦水：“人生做吏甚苦，而做令尤苦，若做吳令則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谷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但是，古往今來，像袁宏道這種覺得做官苦的恐怕只有被世人目為“迂腐不化”的極少數人——其實，大多數人都羨慕官員的這種生活，而在大多數官員本身，對這種生活也甘之如飴，不亦樂乎，何苦之有呢？

即使到了現時代，中國官員的日常生活仍然沒有什么本質性的變化，只不過是生活的場景變換了罷了。稍微熟悉中國官場的人都知道，在中國，自古以來，不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沒有清晰的界線，在官員的日常生活中，上班與下班也同樣缺乏清晰的界線，即你很難分得清官員在上班時間內忙的是公事還是私事，或在下班時間里忙的是私事還是公事。在八小時之內，大多數干部的時間除了要消磨在“文山會海”之上以外，迎來送往（所謂“接待”）也是其中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后者更可能成為官員升遷或任免的關鍵性因素。袁中郞所說的“朝夕趨承檢點”，絕非言過其實，而是一語中的，因為接待活動一般都會延伸到八小時之外，甚至于通宵達旦。如此一來，官員哪里有時間靜下心來好好地讀書呢？

在一定程度上，干部比國人平均閱讀時間少是體制性的，或曰結構性的。換言之，目前中國的這種權力與資源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不鼓勵——甚至懲罰——官員讀書。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我們得承認，官員也是凡人，不是圣人，更不是超人，他們具有人類共通的人性，即好逸惡勞，趨利避害。讀書，尤其是工作以后的讀書，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需要某種時間上、精力上和金錢上的投入，這種投入雖然能提升個體各方面的能力，可這種能力的提升卻未必能給當事人帶來直接或快速的回報。而“朝夕趨承檢點”，其實也同樣是一種投資，這種投資所使用的是公共資源，或通過公共資源的尋租所獲得的收益，不用自己掏一分錢，然而，所獲得的好處——如保住頭上的烏紗帽、平調到一個更好的部門、升官（即掌握更多的可以用來尋租的公共資源）等等——卻是私人的。也就是說，投資于與“上官”的私交比在讀書，即自身能力或修養上的投入所獲得的回報更快、更高、更劃算，凡有一點經濟頭腦的人都知道，到底應該選擇“上官”，還是應該選擇讀書——再傻的人都愿意選擇后者。

對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而言，官員不讀書或沒時間讀書，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要促使官員通過讀書及時更新他們的知識，最終達到促進公共利益的提升的目的，首先得有讓官員能靜下心來讀書的社會的或制度的土壤。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恐怕已經很難找得到一張能讓人靜下心來好好讀書的桌子了——不但官員，就是在民間，大家都覺得書讀得好不如關系拉得好——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根子也就在于，我們的體制并不獎勵——甚至懲罰——那些顯在或潛在的在自身的能力上投資的杰出人才。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曰，“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以官得病，以病得歸的袁宏道出任吳縣縣令一年之后就辭官歸隱了。在人才的流動比較自由的現時代，如果我國政府不從體制改革上著手，通過制度化的激勵機制培育杰出人才生長的制度土壤，必定會導致杰出人才的大量外流。那時，不但官場上，恐怕連民間都將被雞鳴狗盜之徒充斥，中國又將憑什么立足和崛起于世界萬國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