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公車改革就被提上議程，許多地方嘗試過各種形式的改革，有的以貨幣化贖買官員的公車特權，有的依官員級別對用車進行限制，但不少地方都陷入了“越改成本越高”的怪圈。改革何以舉步難艱？牽頭改革的發改委有官員對《新世紀》稱:公車改革所涉利益復雜，目前阻力很大，每一個都是硬骨頭。

公車改革遇到的阻力肯定小不了，因為改革不僅僅是讓幾個人沒車坐的問題，而涉及到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圍繞著公車制度，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鏈條，領導的公車特權，官員的公車私用，公車采購者的腐敗，公車用油、修理和報廢中的腐敗，甚至連公車的司機都堅決地反對改革:一來他們會失去工作，二來會失去私用機會——一項調查顯示，公車只有三分之一是公用，另三分之一是領導私用，剩下三分之一是司機私用。根本無須調查，阻力是必然的，而且阻力會異乎尋常地大。

問題是，為什么官員一有阻力，公車改革就得停止，改革為什么要這么介意被改革者的臉色，破除公車特權為什么要征求被改革者的同意？

不由想起官員財產申報制，某地曾就“官員應不應該公開申報家庭財產”對干部進行過一次調查，結果90%以上的干部反對公開，然后主持這項改革的人同樣感慨“阻力非常大”。這同樣非常荒唐，無論是破除公車特權，還是申報家庭財產，將官員財產置于陽光之下接受公眾的監督，這是天然的制度要求，是為官者必須履行的義務——他們不接受就可以讓改革擱淺？

我非常奇怪，許多改革一旦牽涉到官員的利益，一旦有來自官員群體的阻力，就根本寸步難行。

比如事關民眾生活的價格改革，讓資源性產品的市場化與國際接軌，水價要漲，電價要漲，油價要漲，天然氣要漲，供暖價格要漲。無論民間的阻力多么大，民意多么反對，改革都毫不受影響，想漲就漲，想漲多少就漲多少，改革者從不顧忌阻力。

還有什么醫改、教改、房改，都是如此，民間的阻力似乎從未影響過改革者鋼鐵般的意志。可改革一旦涉及到官員階層的利益，改革的邏輯就完全變了。這種改革邏輯的差異，可以在這副新聞場景中看得非常清楚——前段時間媒體曾報道，武漢江岸區花橋街一棟三層樓的違法建筑十年時間都拆除不了，因為這是當地街道辦事處興建的，是街道干部的福利住房，周圍居民告了很多年都沒有用。你看看，政府部門即使是非法建筑，動一塊磚頭都非常難。沒辦法，權力是最硬的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