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大連市委、市政府做出決定，責令莊河市委副書記、市長孫明辭去中共莊河市委副書記、莊河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其中，責令其辭去莊河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理。

這里的“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大概指的是人大接受指令后啟動的程序形式。孫明市長是犯了錯的，錯在“對4月13日海洋等社區居民到莊河市政府集體上訪事件處置失當，造成惡劣影響”。其時，兩個村莊的村民為反映村干部涉嫌腐敗的問題，在市政府門口下跪要求市長出面接待，但遭到了拒絕。大連市委、市政府的處置決策，應該說反應比較快。對孫明問責顯然是正確的——— 每一次下跪事件都需要認真對待，僅憑漠視群眾集體下跪這一條，就必須問責。

那里發生了“群體事件”，再具體、確切一點的說法，那是一次“群跪事件”，并且是“大規模群跪事件”。繼而，此事在傳媒和網絡互動中成為輿論熱點，形成了全國性的“網絡群體事件”，這就是“惡劣影響”的表現和證明了。迄今未見孫明市長其他劣跡曝光，也就是說，他的市長位子，是被老百姓的一次集體下跪跪掉的。

這是中國第一個被“跪掉”的官員，大約也是中國特色。人民的膝蓋似乎有點用，終于跪掉了一個芝麻官的位子。或許，大規模下跪還不至于跪掉一個官員的級別和待遇，或許，隔段時間原市長將另有重任，但這一跪畢竟小有成效，其成效還出人意外——— 村民們本想跪掉村官，他們沒想到把市長給跪掉了。

村民集體下跪事件傳開后，網上許多人表示了對村民、農民的鄙視，說他們“骨質疏松”、“人格自殘”等等。我看，這種說法表現了公眾公民意識的覺醒，說明許多人對權力與民眾應有之關系有了正確的、理想化的理解；不過，要是說農民的骨頭格外軟、人格特別賤，這就不客觀了。

農民，對下跪很看重，該跪不該跪，比城里人更講究。中國所謂的跪的傳統禮數，其實主要由農民成章法、成系統地維系著。中國人對官員的下跪史，不僅專屬于農民，市民也是這種歷史的創造者和繼承者。

有論者說這次村民集體下跪是“空前”的，這是不熟悉歷史的緣故。上世紀70年代末，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約1500名云南知青跪倒在中央慰問團成員面前，發出震天動地、撕心裂肺的哭叫。這些人，可是瘋狂喊萬歲、瘋狂造過反的紅衛兵，都是血氣方剛的城市青年。

沒人愿意對官員下跪，大家都知道這有失尊嚴，下跪本出于萬般無奈。這種表達，在懇求權力的同時抗議權力，也是為博取更高權力和社會輿論的同情：我們實在沒出路了，你們還要我們怎么樣！你們還能對我們怎么樣！

市長的職責中并沒有監管村官這一條，下級官員在這里本應擔負直接責任。要論間接責任，在一地擁權更重的書記，責任也該更大一些。但是，村民的要求是見市長，這的確是對體制無知的表現。想來這市長也夠倒霉，村民以為他最靈、他最大，而實際上并非如此。

民跪官的事情實際上時常發生，“群跪事件”也不罕見，連官員斥責下跪群眾“別有用心”的事情也曾有過。只不過，那些事件沒像這次一樣被傳播、被“網攻”。莊河市市長對這一次群眾下跪的反應不當負責任，但無法對“下跪政治”和“民跪官”現象負責——— 這個責任，只能由體制來承擔。

官員不是被人民選出來，才有了被人民“跪下來”的一絲可能。公民不跪，是因為不需要跪；下跪當然跪不出尊嚴、高貴和權利，但這一跪足可證明逼迫人民對其下跪的權力，是何等的下作。

莊河市群跪事件及其處置，對官員會有所警示。他們會準備某些技術性應急措施，比如遭遇群跪事件的時候會出面，會做動情演說，甚至可能會“以跪對跪”。而這些技術措施，其戰略目標還是為了讓群眾“可持續跪著”。

落實人民監督權、評價權的過程，即尊嚴和權利回歸的過程。這個過程不發生，民眾的膝蓋總是軟的，不可能硬起來、站起來。不必嘲笑跪倒在地上的農民——— 嘲笑者，你實際上也一直跪著。　　　(作者系知名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