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0日，《經濟參考報》登載了“山西忻州限價房項目建成公務員小區，市直800多名機關干部轉手倒賣牟利超5千萬”的報道。當日，忻州市委、市政府、市紀委“高度重視”，立即就媒體反映情況責成有關部門作了初步核實，并向媒體和社會作了回應。（見2010年4月21日山西新聞網）忻州市官方重視輿論監督、迅速作出回應固然值得肯定，但仔細閱讀以下回應的內容不難看出，顯然回避了問題的要害。

忻州市的回應分小區性質、干部購房、倒賣牟利、保障房建設情況和對媒體監督態度五個部分。其中，四、五部分，與媒體反應的問題無直接關系；第一部分，證明小區并非限價房，而是商品房；第三部分，說明確實存在“部分干部職工存在私下轉手倒賣牟利行為”，將進一步查處。問題的關鍵主要第二部分，回應確認“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代表機關干部職工與忻州市宏泰房地產開發公司簽定了商品房團購協議”，提供了團購的戶數為1485戶，說明是按照參加工作年限作為購房條件的。這里的問題就在于，回避了團購商品房的價格，即：究竟是以每平方當米多少價格購買的？同類、同區域商品房公開銷售的價格是多少？兩者差價多少？這個問題，恰恰是媒體和公眾關注的，也是要害所在。而且，這個情況查起來并不難，看一看團購協議或購房者同開發商簽訂的協議就會一目了然。是回應者疏忽了么？顯然不是，而是有意回避了低價買房的要害。

我們權且承認小區的性質不是限價房，而是商品房。但這種由政府出面為公務員暨所屬事業單位職工團購住房的做法，顯然不妥。建國以后，我國在城市職工住房上，經歷了福利分房—集資建房—貨幣化改革—住房市場化等幾個階段。從1998年開始，國家推行住房市場化改革，即由房地產開發商購地建房，購房者以市場價格購買，并取得產權。十幾年后的今天，在普通百姓為高房價叫苦連天的情況下，黨政機關和行政事業單位憑借權力和人脈關系團購住房，以低于市場價格為內部職工搞集體福利，這對享受不到這一待遇、只能從市場上購買商品房的其他社會成員，包括有錢人，都是不公平的。有法律專家就指出，在住房市場化的情況下，這種行為“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福利性集體腐敗”。

忻州市的回應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回應中稱，團購住房的目的是為緩解機關干部職工多年來住房緊張的困難。同時又承認，“經初步了解，取得世紀花園小區購房資格的部分干部職工存在私下轉手倒賣牟利行為”。這就說明，至少轉手倒賣牟利的這部分干部職工是有房子住的，并不存在住房困難。有許多普通百姓沒房子住，公職人員還可以低價買房用來倒賣牟利，這不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公嗎？需要廓清的是：政府固然需要關心下屬工作人員的疾苦，但政府是百姓的政府，而不是自己職工的政府，更不能做社會不公的推手。

日前，忻州市已成立了由各部門參加專項調查組，專門查處部分干部職工私下轉手倒賣牟利問題，并表示將以適當形式進行公布。我們希望的是，應該盡快把團購住房的價格公布于眾。這個要害問題是回避不了的。否則，恐怕難以躲過輿論的窮追不舍。